宋晓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和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JeffDavis）就下一步“萨德”系统在韩国部署的进程都做出了表态。前者要求韩方“停止有关部署进程”，而后者表示“仍然致力于实现”部署。接下来，为了兑现这两个完全对立的“表态”，中、美两国都应该会采取影响“萨德”下一步部署进程的措施。那么中国会采用什么措施呢？我以为，答案应该与一个“时间节点”有关。
从政治层面上说，5月9日的韩国总统大选应该是这个“时间节点”。但从军事上看，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萨德”系统的AN/TPY-2型X波段雷达正式完成作战部署。因为“萨德”系统的部署完成了这一步，理论上就意味着该系统的雷达可以给部署在东亚的“宙斯盾”系统提供来袭的中远程导弹（MRBM）和远程导弹（ICBM）的相关数据，而“宙斯盾”系统就可依据这些数据引导自身携带的“标准-3”拦截弹对来袭的导弹实施拦截。也就是说，跨过这个“时间节点”后，中国外长3月8日所说的“危害中国战略安全的企图”就成了一个既定事实。
这个“时间节点”重要的原因在于：尽管去年12月美国防部作战试验和评估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对“萨德”系统拦截弹拦截MRBM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拦截不了MRBM意味着更不可能拦截ICBM），但在2015年12月，美国导弹防御局不仅已成功进行了AN/TPY-2雷达与“宙斯盾”系统的数据传输试验，而且2016年6月，美、日已成功测试了比“萨德”拦截弹发展更快、射程更远，并准备在2018年列装的“标准-3BlockIIA”拦截弹。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萨德”系统上的“优质资源”与“宙斯盾”系统上的“优质资源”理论上就完成了“强强联合”的第一步。实际上，之前已经部署在以色列、土耳其和日本的五部AN/TPY-2雷达，都是这种“强强联合”的模式。这不仅有利于将资金集中于整合“优质资源”用以抵消一些国家以弹道导弹为核心的“非对称”挑战，而且将多种科技潜力融入不同作战平台并使之联合作战的模式，也确保了军事技术优势的可持续性。
接下来，我们再说中国针对“时间节点”可能采取的措施。60年前，美国“遏制”理论的创始人凯南（GeorgeKennan）在他的书里写过一段话——军事装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的战时用途，而且还在于它们平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借用凯南的观点，其实“萨德”系统在韩国部署一事，“心理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事实上，美、苏“冷战”期间博弈的结果表明，地区平衡所依赖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因素远超过军事因素。既然美、韩部署“萨德”系统对中国在战略安全上产生了“心理影响”，中国在实施反制措施时完全可以考虑让对方在政治和经济上产生更大的“心理影响”，因为“萨德”在韩部署毕竟是美国长远战略考虑与韩国“政治短视”相結合的一个产物。
最后我想说的是，同样是在3月10日韩联社发的一则消息称，尽管政府极力抑制，但2016年韩国的“家庭债务”仍创下了1344.3万亿韩元（1.15万亿美元）的新高。而在2016年韩国商品出口总金额4954.26亿美元中，中国大陆占了1244.33亿美元，韩国对华贸易顺差为375亿美元。同时中国在2016年“两会”上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写有“全面落实”中韩自贸协定的文字。那么在这些数字和文字中，难道就没有让韩国为跨越“时间节点”该付出的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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