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赛
虽然看不到你的脸/可当你翻开这些诗篇/我在某个遥远的地方/能听见你的笑声/我也露出笑脸
——谢尔·希尔弗斯坦
在童诗集《人行道的尽头》中，谢尔·希尔弗斯坦向孩子发出了邀请：
如果你有梦想，请进，
如果你有梦想，如果你爱说谎，
如果你喜欢祈祷，如果你充满希望，如果你会花钱买一颗魔豆……
如果你会装模作样，请你坐到我的火堆旁，
我们来编织一个金色的弥天大谎。
请进！
请进！
“谢尔比大叔”的邀请令全世界的孩子难以抗拒。他的诗里充斥着古怪荒唐的孩子，一个提着水桶去擦星星，一个用胡子荡秋千，一个要拍卖自己的小妹妹，一个把自己的弟弟当废品扔掉，一个装病不去上学，一个爱从26层高楼往下吐口水，一个在睡前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如果我在醒来前死去，求主让我的玩具都坏掉。这样别的孩子就再也不能碰它们……”
谢尔曾经说过，自己之所以写童诗，是因为自己能在10分钟之内写出一首来。他的传记作者丽萨·罗格克（LisaRogak）甚至将他与莫扎特相比，说是上帝在借他们的才华发言。
他的确有一种独特的驾驭文字的才华。他的诗既辛辣，又动人，既怪诞，又搞笑，有时候粗鄙不堪，却又诚实率直，富有童趣。
谢尔一生写了数千首诗，画了堆积成山的漫画，仅从数量和丰富性而言，就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魅力。但这些诗画中比例更大的是给成年人写的。在给孩子写书之前，他是《花花公子》的专栏作家，画漫画，写游记，走到哪里都有兔女郎投怀送抱。他也为流行歌曲写歌词（他曾经为美国一些非常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手写歌，比如约翰尼·卡什的《一个叫苏的男孩》、玛利安纳德·费思福的《路西·佐敦之歌》以及爱尔兰流浪者的《独角兽》等等），还写了上百出戏剧，包括名噪一时的《女人或是老虎？》。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思想怪异，视角独特，我行我素，能享受生活，也善于内省。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能像孩子一样思考问题的成年人，也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像成年人一样游戏人间的孩子。
正因为如此，他的童诗既天真又老成，既童言无忌、天马行空，又保留了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对孩子和成年人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但与此同时，他的诗和画也被认为“太诡异、太反权威，不符合儿童脆弱的神经”。他最著名的两本童诗集《人行道的尽头》和《阁楼上的光》（1981年出版，《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本童书，并在榜单上停留了三年多）曾经在美国的多家图书馆被禁多年。
人们列举了他诗中各种少儿不宜的内容，毒品、欺骗、暴力、自杀、死亡、邪教，对权威的蔑视，对父母的不敬，甚至还有食人的情节，比如有个小孩掉到绞肉机里，被不知情的别的孩子当汉堡给吃掉了。
更让父母光火的，可能是《小艾比盖尔和漂亮的小马》这样的诗。小姑娘艾比盖尔想要一匹小马，她的父母不给她买，于是她难过地死掉了。诗的插图就是死去的艾比盖尔躺在那里，身边是她悲伤的父母。诗的最后，谢尔告诉他的小读者：“这是个很好的故事，/当你的父母不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时，/你可以读给他们听。”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這些童诗完美地浓缩了童年的种种忧惧与渴望。孩子们在他的诗里发现相似的自恋、缺陷、爱、恨、挫折感、对力量的幻想以及种种难以言说的欲望；而有心的成年人则能从中品出更为复杂的况味。比如有一首诗叫《十八种味道》，十八种香甜诱人的口味——巧克力、酸橙和草莓，/南瓜、香蕉和咖啡，/焦糖牛奶还有波森梅，/坚果冰激淋，烤杏仁，/香草汁，奶油咸味糖果。/奶油砖、苹果浪，/椰子外加摩卡咖啡，/桃子白兰地，柠檬蛋羹，/每一勺都是那么爽滑甜美，/这甜筒冰激淋可是全城之最，/如今它却躺在了地上……啧啧——
孩子们读了，固然为冰激淋扼腕叹息，而成年人感到的，恐怕更多的是悲凉，生命的丰美与脆弱，转折就在那一句短短的“啧啧”。
几年前，《连线》杂志的编辑为硅谷父母挑选书单，谢尔有5本书入选。推荐这套书的编辑说：“没有一个现代诗人能像谢尔那样捕捉童年的想象力与玩心。”但我想，他之所以为极客所热爱，还因为他看世界的角度和我们如此不同，比如这首《倒影》：每当我看到水中/那个家伙头朝下，/就忍不住冲他笑哈哈，/但我本不该笑话他。/也许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小镇/稳稳站着的是他/而我才是大头朝下。
《向上跌了一跤》：我给鞋带绊倒，/向上跌了一跤——/向上跌过屋顶，/向上跌过了树梢，/向上跌过了城市上面，/向上跌得比山还高，/向上跌到半空，/那儿声音和颜色交融在一道。/我朝四周一看，/顿时眼花缭乱，/昏头昏脑，/我的肚子实在难受，/于是直往下掉。
《新世界》：树木倒立着，摇摆自由，/汽车飘起，天上悬挂着高楼。/有时感觉真不错，/换个角度来看这地球。
还有首《听听那些“不许”！》：孩子，听听那些“不许”，/听听那些“不要”，/听听那些“不该”，/那些“不可能”，那些“不会”。/听听那些“从来就没有过”，/然后仔细听我说——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孩子，/任何事都会成为可能。
这首诗今天听起来，有点像硅谷青年每天挂在嘴边的轻飘飘的口号，对谢尔来说，却是他一生与命运抗争的真实写照。1930年，谢尔·希尔弗斯坦出生于芝加哥中西部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东欧犹太移民，母亲在芝加哥出生，大萧条时期夫妇俩苦心经营一家不成功的面包店。谢尔天生有读写障碍，注意力障碍，父亲希望他继承家业，他却一心只想画漫画。
他很早就发现自己对画画的热爱，但因为父亲的激烈反对，他的整个童年就是在不安全感与自我怀疑中度过的。多年后，他回忆说，如果有得选，他“当然更愿意做一个三垒手，手臂上挂着三个女孩”，但幸运的是，他既不会打球，又不会跳舞，得不到女孩子的青睐，只好把精力都转到画画写诗上面。而且，当时无论画画，还是写诗，都是懵懵懂懂，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什么人可以抄袭，却由此发展出了他自己的风格，此为又一幸事。
更幸运的是，命运指引他同时找到了女人和艺术——他23岁那年从朝鲜战场退伍归来，本想靠画漫画养活自己，却到处找不到工作，只好一边画画一边摆摊卖热狗。百般落魄之中，他遇上了《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休·赫夫纳，两人一见如故——他们都在芝加哥长大，都参过军，都是漫画家，都热爱女人。谢尔为《花花公子》创作的第一幅漫画刊登在1956年8月号上，从此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创作生涯。
为《花花公子》工作的几十年里，他经常往返于芝加哥与纽约，出没于各种酒吧、派对、夜总会，在餐巾纸和桌布上写诗画画，用低沉的烟熏嗓子唱民歌和爵士。他喜欢跟人交谈，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而不是社交爱好者。无意间听到的只言片语，或者随意捕捉到的一个面部表情，都可以成为一首新的诗、一幅画或者一首歌。他还说服了赫夫纳资助他周游世界，住最豪华的酒店，跟最美丽的女人做爱，然后发回文章、摄影与漫画。
谢尔从来就没有想为孩子绘画或者写东西。他对孩子没什么耐心，对儿童文学更是没有好感——“见鬼，小孩子已经受够了自己的渺小和不重要。但E.B.怀特给了他们什么？一只提心吊胆会被冲下下水道或挂到窗帘上的老鼠，一只准备去死的蜘蛛。”
如果不是被他的朋友托米·温格尔强拉硬拽进当时厄休拉·诺特斯乔姆的办公室，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给孩子写东西。厄休拉·诺特斯乔姆是当时纽约童书界最著名的童书编辑，曾经发掘出一批美国最优秀的童书作家，包括莫里斯·桑达克、托米·温格尔和路易斯·菲兹修等。她的出版哲学是“为坏孩子出好书”。
1963年，32岁的谢尔出版了第一本童书《会开枪的狮子》，讲一只狮子在“成功”之路上遭遇的身份危机。在谢尔的所有作品中，这是他本人最喜欢的一本，因为“内涵最为复杂”。
一只任性的小狮子，自从学会了开枪，并成为无可匹敌的神枪手之后，它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它离开了森林，离开了狮子朋友，来到大城市，到处表演，挣了好多钱，成了大名人。但是有一天它突然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做名人一点都不好玩。而且更糟糕的是，当它再次回到森林里的时候，它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一只狮子还是一个人。
但是，外界最多的毁誉都在他的第二本童书——《爱心树》上。一棵树爱上了一个男孩，让他在自己的枝桠上玩耍，享受多汁的果实。男孩一点点长大，树把自己的树荫、果实、枝叶，到最后把整个树干都给了男孩。等到男孩变成了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家里，坐在树桩上休息——那是树仅剩的东西了。
在童书史上，《爱心树》是一本罕见的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作品，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作品之一。这么多年来，不同的人从这个故事中读出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有人认为这首诗歌颂了母爱的无私，有人则认为批判了人性的自私。宗教布道者读出了基督无条件的爱；女权主义者则读出了男女之间施与受之间的不平等，他们认为爱心树是女性无私的象征，而小男孩是男权至上主义者的代表；生态主义者则读出了人类对环境的残害。热情的支持者将这本书列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童书之列，而激烈的批评者则认为这本书对年轻人心灵的摧残在过去50多年里没有别的书可以相提并论。
谢尔自己的说法则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太多信息要传达，不过想说，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人施予，一种人索取。”仅此而已。
这本书当初的出版并不容易，编辑们认为这个故事对孩子来说太压抑，对成年人来说则太简单，而且谢尔坚持要保留那个悲剧的结局——“人生的结局通常都很悲惨，即使我的大部分东西都很搞笑，但你也不必非得强作欢喜。”
寓言的魅力就在于，越是簡单，阐释的空间越大。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本书原本就无关爱或幸福，而是关于结局本身，关于时光的流逝，一切终归无可挽回的衰败。就像最后一页，一个光秃秃的树桩和一个驼背老头木然看着远方。这可能更符合谢尔对于人生荒凉本质的感受。
谢尔于1976年写出了《缺失的一角》，讲一个圆缺了一角，于是满世界寻找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它漂洋过海，历经风吹雨打，终于找到了最合适自己的那一角，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
故事本来应该在这里收尾，谢尔却让他的圆唱着歌离开了——它仍然要去寻找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
谢尔向来不掩饰对大团圆的不屑。无论在他的诗、歌、戏剧还是漫画里，都没有快乐结局。他有一首诗叫《欢乐之地》：你去没去过“欢乐之地”？/那里所有人都满心欢喜，/他们成天玩笑打趣，/还唱着最快乐的歌曲。/一切事物都那么美，/“欢乐之地”没有烦恼。/那里整天充满欢乐。/我也曾经去过那里——真是无聊。
在他看来，所谓大团圆结局、魔力或神奇手段会在儿童心中“造成一种疏远感和陌生感”。孩子们会问：“为什么你给我讲的那些幸福的事情我就没有遇见？”
但是，圆到底在追寻什么？一千个人大概又会得出一千个不同的结论。但缺失与追寻之间，自由与羁绊之间，那一点点疯狂与非理性，一直是谢尔所追求的。
他曾经说过：“一双舒服的鞋和随时离开的自由，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东西。”
他的一生，从未停留于一种艺术形式，或者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相同的哲学也适用于他的爱情。他从未结婚，有无数的性伴侣，但也养育了两个孩子。他的第一个孩子夏娜死于脑动脉瘤，死时年仅11岁。这对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至死都未能解脱出来。女儿的死也使他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童书创作。
他曾经说过：不要依赖任何人——男人、女人、孩子或者狗。我想去世界的每个地方，见识一切东西，生活中一些美妙的东西会使你欣喜若狂。
但是，这一切终归又让他失望。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终止了《花花公子》的旅游专栏，他告诉休·赫夫纳：“那些旅行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因为都是跟我一样的人。我已经见过高山，见过金字塔，见过热带，那又怎么样？如果我创造了一个世界旅行者和冒险家的形象，现在我想坐下来，跟苏珊一起种玫瑰——我就要这么做了。”
这位苏珊，不知是否就是夏娜的母亲？
1999年5月，谢尔因心脏病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家中逝世，享年68岁。
在他死后，生前未曾发表的100多首童诗结集出版，题为《什么都要有》。诗集中最后一首是《我走了以后》：
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谁为你写诗，谁为你画画？
某个更聪明的人，某个新来的人？
某个更棒的人——
也许就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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