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六十、结婚早在到海工报到时，张干事问我们：“你们有没有对象？”除了孙尊*马上要做爸爸了，我们都说没有。不久，从北京海军总医院护校分配来五名护一士。这时候，我的五个同学都下连队锻炼了，医院里医生中只有我是单身。我1968年探亲回院后，集体宿舍与我同住的王泽*就去探亲了。他妻子欧阳*是湖南医学院同学，在通化陆军医院工作。当时，下班后我一个人很孤单。有一天，科内的护理员王*玲约我星期天去探望在家生孩子的陈道*医生（一党一员）。这是医院仅有的两名主治医师职称者之一。回来后，王*玲领我去她家。她新婚，丈夫李启*是旅顺基地工程部干部。这一天，她丈夫未回来。她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有，在上海。她说：“你赶快结婚。结了婚，两个人就一天也离不开了。我就是这样，可是老公在旅顺，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我快憋疯了。”我装戆。她又拿出一些性生活的书教我。我是医生，没有实践经验，可是理论还是懂一些的。我心里明白：被这种女人缠上或赖上，后果不堪设想。我只能继续装戆。她又说：“我有皮肤病。老公在我身上干完了，就到另一个被窝里睡。你结婚后，干完了要搂着老婆睡，摸她的奶子。那样你老婆会更想干那个事，更离不开你。”我想：再不走，她会说出更露骨的话，甚至动手动脚。我就说：“海豹（她游泳好，被同事起的外号），昨天我病房新来的病号还没有写完病历，明天赵医生查房发现要批评我的。这样吧，明天下班我来你家。”然后赶紧拔脚溜了。接着的日子不好过。每天下班吃完晚餐，就躲瘟神一样到海边溜达，很晚才回宿舍。好不容易盼到王泽*回院。下班后我和王泽*作伴，就不再孤单了，王*玲也不敢骚扰了。十多年后，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我当着妻子的面问王*玲：“海豹，你相信吗？想当年你勾一引我，那幺露骨，我也没有上钩。”王*玲说：“是啊！老董，否则小陈医生带着逛上海的是我，没有你的份了。”因为传染科有个陈道*医生，我直到转业离院，都是“小陈医生”。另外，科室里同事叫我离王*玲远一点，因为她是“落后分子”。我有马岐俊的教训，就对她尽可能躲远一点。王泽*知道我有女友，也劝我结婚。我就给医院政治处提交了结婚申请。可是政审外调结果：邻居周瑶*的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进了“牛棚”。于是，这件事就黄了。不久，北京的五名护一士分配到医院。许多人都以为我会从中找对象，其实错了。我对她们的印象不好：整天叽叽喳喳，嘴叉子太刻薄，而且与病人关系太疯。病房里的舰艇战士有各种罐头、水果，她们“不分你我”，还与战士出去逛商店，看电一影。当然，找个北京籍女军人，以后转业回上海方便，但找个这样的“老婆”实在吃不消，我只能敬而远之。我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别人问我对象的事，我就说：“我老婆现在还在丈一母一娘肚子里。”王泽*从来不看书，常常晚餐后拉我去海边玩。大连夏天时夜短，天黑得晚，晚餐后去海边，天还很亮，转一圈回来，天也没有黑。时间长了，科内护理员董桂英引起我的注意。她父亲是工人，解放前家中有五口人被日本鬼子、“蒋匪军”、地主逼死，后来跟着老乡从山东闯关东，到大连当苦工。她父亲是大连机车车辆厂（万人一大厂）的忆苦思甜典型。在医院，董桂英是大联委又主管宣传，兼医院广播员。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单纯直爽。大联委的宣传由政工组执行，我俩接触频繁。王泽*也支持此事。他告诉我，在编职工是军队户口，原来她们护训班毕业应该提干穿军装，因为文革暂时延缓了，将来早晚要当护一士的。1964年，因技校解散董桂英被招到“一海校”训练部当工务员；叶剑英视察“一海校”时，她是军人招待所服务员；李君彦工作组进驻“一海校”时，她是高干招待所服务员。工作组撤离时，李君彦与招待所服务员的几张一合影，她一直珍藏着。1999年8月李君彦在北京海军总医院逝世，她很悲伤。她1965年调入403医院供一应室，后来到传染科当护理员。期间，又曾经因供一应室缺人被要回去工作一段时期。参加护训班后，即将提干穿军装却发生文革。她工作好，传染科与供一应室总是争来争去，后来因宋教导员是一党一委委员得胜。广播员石秀*进“牛棚”后，李副院长就叫她兼广播员。我与她成了公开的秘密，连工宣队都知道了。我星期天去她家帮助干活。她家住在葵英街山沟里，每次去都要“翻山越岭”。因为人口多、工资低、生活困难，他父亲开了一片山地种蔬菜。姐妹六个，她排行老二，四个妹妹在读书；父亲工资52元；母亲无业家妇；父母都是文盲。因为无儿子，家中重活也都是她父亲干。没有自来水，要挑井水吃用，家里有口大水缸，我一去就把水缸挑满。她父亲也与我喝酒，打听我家情况与医院工作。她父亲董汉宏非常老实，不管什幺场合话很少，只会笑笑。在工厂，在家里，只知道干活，从来没有话。与我聊天也是问的多，说的少。他是我一生见过的最老实的人。她家邻居杜礼*是海工设备处的军官（红一团一），也支持此事。杜妻刘*珍是海工的炊事员。他们的两个孩子是董母领大的，两家关系非常密切。后来杜礼*一家随海工一起迁到武汉。196一9年海工搬迁前，王泽*叫我赶紧结婚，因为在海工离开大连前，隋副院长与海工联系，在医院提拔几个护理员当护一士参军。如果我们结婚，董桂英就排名最前。当时，她姐姐刚刚“五·一”结婚。大姐是大连医学院的工宣队员。医学院搬迁贵州遵义，大姐出差时已经怀孕在身。因为大姐要负担婆婆（住在一起），她与大姐夫工资又很低，我们结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帮助岳父家。我还主动提出，暂时不要孩子，等她妹妹出道了再要。于是我们写申请结婚。因为都是本院的，不用外调政审，只是开一张介绍信去区民政局领取结婚证。但是我们没有马上举行婚礼，而是在国庆二十大庆结婚。那时候结婚很简单：集体宿舍腾一间房，两张单人床一并。一张公用桌子，两个公用椅子就结婚了。科里发糖，家里准备糖果、水果、茶叶就成。同事之间，最多是科室合送热水瓶、茶具、一毛一巾、脸盆。我们的结婚照还是回上海拍的。因为她家困难，我把存折里的160元钱都给他妈妈，也不算聘礼，就那幺回事。那时候，社会上大多也是这样。地方上婚礼稍微一隆重的也不过讲“几铺几盖”，家具没有新的，因为凭结婚证只供一应0.1立方木头，只能做一张双人床。我对现在的婚礼不敢苟同，广受财礼（大多是还以前的礼债），结婚者（除了富豪）不是搜尽父母腰包，就是欠一屁***债。有什幺意思？我始终认为：结婚是自己两个人的事，不应该借机作祟。六十一、又要站队“九·一三”林*出逃、折戟沉沙。我很快就从王泽*那儿知道此事。他忧心忡忡。因为林*事件，旅顺基地形势发生了逆转，以前红一团一派的人都挨整。医院红一团一头头们知道今后的日子难过，就各奔前程了：杨*的丈夫是东海舰队某基地的宣传干事，就调到那里的海军医院（其实她根本不管红一团一的事）；孙月*的丈夫是大连岭前消防队的，她就地转业了（其实她后来一直没参加过头头开会）；王泽*是湖南人，妻子是湖南医学院时的同学，刚从陆军医院调来传染科不久，这时也有了女儿，就一起转业回老家了；陈跃*的妻子是大连人，他就“抛妻离子”孤身调到武汉海军工程学院当门诊部副主任（此人官迷，宁可两地生活也要升官。别人把他的“跃*”改成谐音“要升”）；孟繁*、姜锡*、宋定*是大连人，无路可走，只有等着挨整了。“红尖兵”中有一些炊事员，就自找门路到港务局船上去工作了。改革开放后，厨师吃香，他们都发大财了。姜锡*，一党一员，又是中层干部，以前只在幕后出主意，从不抛头露面，家庭出身没有把柄，所以稳坐钓鱼台。宋定*，一党一员，家庭出身也没有把柄，虽然是大联委，但是没有过激言行，只是文革前有作风问题被处分过。这种已经定论的问题也不会有大事。此人业务技术过硬，一辈子没有出过麻醉事故。于是，孟繁*成了挨整的焦点人物。这个曾经与一毛一|泽|东合影过的人结果成了“反革命集一团一”头目。红一团一的群众又要站队。表面上学习批林整风文件，实质上是一派帮助另一派重新站队。这段时期，从旅顺基地调入许多人充实医院。传染科来了一个女医生王淑*，这个曾经在连队的铁杆红一团一派180度大转弯成了反林*激进分子。他丈夫在地方工作，调入我院解决了两地生活，又是向上爬的阶梯。她被“钦定”为传染科一党一支部组织委员，其实成了传染科支部的太上皇，因为书记宋捷*是站错队的。她对护理员戚务*（群众）说：“传染科帮助的重点是陈宣章。”又叫护一士老管（科内还有一个护一士大管）帮助我。老管的丈夫就是化验室李玉*（一党一员），因为反戈一击有功已被提升为检验科主任。假如我积极紧跟，来180度大转弯，马上就可以入一党一，医院内已经有榜样。可是恰恰相反，在会上我公开说：“九大一党一章把林*定为副统帅、接班人。在座的有谁没有喊过祝他‘身体永远健康’？现在有的人说，他早就看出林*不是个好人，贼眉狗眼。这个人难道比一毛一主席还明察秋毫？有的人以前在旅顺基地是怎幺表现的呢？坚决站在海军李*鹏一边。她怎幺如此健忘？她说我是重点帮助的对象。我劝她还是好好学习文件，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现在有的人把批林整风搞成重新站队，有的是为了派性整人，有的是为了升个一官半职。我认为，批林整风是全国人民重新认清林*反一党一集一团一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许多事情是隐蔽的，连一毛一主席老人家以前也被林*蒙蔽，误定林*为接班人。我们群众只是认识问题，学习就是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再搞重新站队是十分错误的。”我对老管说：“我刚来医院时，你老公是红一团一出黑板报的先锋。现在一转身成了‘十年早知道’。他既然早知道林*是反革命，就是有意识跟反革命，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受蒙蔽的群众是认识问题。别以为当了主任就是一辈子的红人。你姓管。管就是竹字下面一个官。竹子是空心的，这种空心的官我就是瞧不起。”这个老管工作几十年，不是一党一员不说，连打针发药都拎不清，还来帮助我，我理也不理她。于是，我就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家庭没有把柄，他们就搞现行，把我的言行无限上纲，说我把院一党一委比成联合国，说我把战备医疗队比成敢死队，还有别的话我都不知道什幺时间说的？有没有说过？“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有什幺办法？他们说我在集体宿舍时藏有电台，会发电报。我连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竟有电台？另外，我病房有个病人是工兵一团一邵连长，出院回部队被整，反戈一击揭发：工兵一团一团一长刘鸿*（旅顺基地冯尚*的干将）曾经托他给我带过信。信是封口的，怀疑是“情报”。当时，同学邹森*因为吃粗粮不习惯引起胃溃疡，通过我托邵连长到工兵一团一去要204胃药。这是工兵一团一卫生所“发明”并生产的胃药，其实就是牡蛎壳煅烧后磨成粉。邵连长说他官小，不一定弄得到（出钱买可以）。我就写了一个字条给刘鸿*，因为刘曾经在我的“慢性肝炎”病房住院很久。刘一团一长在给邵连长204胃药时，写了这封信，其中问候我妻子和传染科教导员、医生、护一士和护理员。他为什幺把信封封口，我怎幺知道？邵连长的揭发一字不提204胃药，而信笺已被我烧掉。我无法说清为什幺烧掉信笺？因为这涉及“炮打张*桥”后我的习惯。还好，此信邹森*看过。我给他204胃药时，他提到钱。我就告诉他不要钱，给他看了信。刘鸿*后来调到北海舰队工作，临走前来看我，我提起此事。他说：“邵连长被整得很厉害，才乱咬一口。后来他转业回老家了。我现在没有事了，平调，没有处分，没有降职。以后到山东出差，我派车去接你。”但是我去山东两次，根本没有找过他。这段时期，虽然不是批斗，精神压力极大，我只能自我检讨，深刻反省，提高认识，但是我没有“揭发”别人任何问题。这样，表面上是过关了，种种更“实际”的措施接踵而来。穿小鞋干脆就公开、明显，他们却39码脚给你穿38码鞋，叫我有苦说不出。这就是他们的“领导艺术”。我呢，逆来顺受，渡过一道道难关。我体质原来就差，竟然接受一次次煎熬，而那些整我的人却大多没有好下场。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无限欣慰。在他们要我重新站队时，我拿着《一毛一|泽|东选集》合订本说：“我就站在一毛一主席一边。”（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