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七十二、车祸车祸经过：医院突然派车接我们，到医疗队时已近中午。午餐后收拾东西，与大队干部告别，装车。刘干事坐驾驶室，我们四人在车上。天非常冷，我们都是棉衣棉裤大头鞋加棉大衣蒙头。一个个在打瞌睡。公路上车辆极少，嘎斯车开得非常快。对面来的一辆解放牌卡车也开得非常快，突然解放牌卡车车头向左一偏。司机左手从左侧车窗伸出去指着解放牌卡车司机乱骂，右手紧急把方向盘打右。这些事情都是在瞬间发生的，也是刘干事看到的。当时已经傍晚，北方冬季夜长，天黑得早。右侧路边有兄妹两人并肩步行。哥哥在左，穿着棉猴，没有听到后面车声。车头右边带到棉猴，把人摔出很远。头着地，撞在一颗鸡蛋大的石头上。巧得很，这里只有这颗石头，而且半露在路面。我们在车上突然一震，又听到“咕咚”一响，赶紧伸头看：车后路上躺着一个人，旁边的姑娘在大喊。因为风大听不清喊什幺。我意识到出事了，站起来使劲敲驾驶室顶。司机不知道撞了人，听到驾驶室顶的敲击才紧急刹车。他问我们怎幺了？我们指着后面告诉他：可能撞了人。我和孙医生拿着急救箱跳下车，跑过去，病人头颅开花，已经昏迷，瞳孔不等大。刘干事问我们怎幺办？我说：拦车送病人去医院。可是路上没有车，偶尔有车不肯停。好不容易拦停了一辆车，一看是车祸开车就跑了。没有办法，我们用自己的车把病人送到公社卫生院。公社卫生院值班医生马上抢救。我们去打电话联系交通大队，并带领他们去现场调查。我们被交通大队一顿臭骂，因为破坏了肇事现场，怎幺解释都没有用。我们又打长途电话联系大连，医院立即派北京吉普送隋副院长赶来解决问题。这是北京吉普破天荒第一次被副院长使用。在县交通大队我们一个个交代经过做笔录。因为我们四个都说“在车上蒙头打瞌睡”，个个被训“不老实，隐瞒肇事真相”；由于说不出解放牌卡车的车一牌，交通大队根本不相信；问我们“为什幺破坏肇事现场”，我们答“拦不到车”，又被一顿训：“为什幺不记下车一牌？我们会追查他们不人道的责任。”我们是医疗队，对车祸完全不懂这些，只知道救人第一。天亮时，隋副院长赶到县交通大队，留下刘干事，放我们四个坐嘎斯车回大连。嘎斯车各部位已经被拍照，留档。我们到家已经八点多，又累又饿又受冻，还窝了一肚子气。有两件巧事：皮口陆军217医院治颅脑外伤技术很好，病人就从公社卫生院转院了。而217医院就在我们医疗队住处附近。后来我们去217医院看望病人，向病房医生介绍受伤现场实况时得知：大队支部书记的叔叔就是县交通大队队长。一个电话，交通大队的态度马上就不同了。唯一不好的是，公社卫生院抢救时误用吗啡注射，这是颅脑损伤禁用的：1.吗啡能抑制大脑呼吸中枢和咳嗽中枢的活动。2.吗啡使瞳孔极度缩小呈针尖样，影响对脑损伤的诊断。3.吗啡引起恶心呕吐，使昏迷病人胃内食物流入气管，导致吸一入性肺炎。另外，公社卫生院不懂颅脑损伤的清创，把头发、骨片、泥土搞到脑组织深层，增加了217医院清创的难度，使脑组织更多地被去除，影响将来脑功能的恢复。病人三十多岁，是大连军工企业职工，妻子停工在医院护理。家中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医院不但要负担一切医疗费用、交通费用、夫妻误工、孩子抚养到成年、营养费用、精神损失等等，还有数不清的琐事缠身。司机是个吉林兵，后来复员了，留下擦不完屁***的后事。病人一直昏迷不醒，他妻子精神、身体实在受不了，说：“你们当场撞死了，赔点钱，事情就了了。我也可以改嫁，孩子也有个照顾。我每天24小时护理，人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这样一直拖下去，什幺时候是个头？我都快要疯了。”很久很久以后，病人醒了，也成了傻子，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病情稳定后，家属要求转到403医院，县交通大队发现后说：“你们傻啊！转到大连市任何医院都行，就是不能到403医院。这是永远甩不掉的包袱，永远结不了案的案子。”后来医院第二次搬家后怎幺谈判解决的，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自己生病到旅顺住院了。交通肇事后患无穷。现在查处酒后驾车，实在是正确。为了这个病人，我几次去217医院，前前后后耗去不少时间。至今，我坐出租车的第一句话是：“师傅，安全第一。”七十三、震惊第四批医疗队在一所小院，东、西各一屋，中间是厨房。旁边一个大院，不但自己开伙，还种了玉米、茄子、辣椒、芸豆等等，浇水、施肥很有收获。大玉米吃不了还带回家；小玉米只有一寸多长也很甜；蔬菜吃新鲜的，随吃随摘。早餐后上班，两个女同胞张绍*、梁姣*提前回来做饭。晚上我们看书，聊天。曲干事、我、张绍*还绣花。我们每人绣了两对枕套，我还绣了一个门帘，至今还用着。就是梁姣*不是个东西，又懒又馋又贪。干活时耍滑，还整天表功。煮一锅玉米，她狼吞虎咽，不嚼就咽，生怕吃少了吃亏。告诉她地里有的是，慢慢嚼慢慢咽，不听，吃完胃痛，拉的屎里玉米都是原粒。她上班也是东逛逛西溜溜，见我的事迹被表彰，妒忌得很，还在医疗队内部挑一弄是非。结果人人知道，谁也不愿多理她。那时，公社还常常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搞批斗会。有个老农在自留地里科学种植，提出“一元钞票大的地里出一元钱菜”，就被批斗是“资本主义尾巴”。相反，有个公社干部利用“回城名额”把知青肚子搞大。那两个在医院进修的青年回队了。男青年小纪是大队兽医的儿子，提出在大队里开展床头手术。我震惊了。我对他说：“你在医院进修一年，就敢搞床头手术。我走后，你愿怎幺搞就怎幺搞。我在这里一天，就一天不准你搞。你能像邵大夫那样治好常见病就行，不要把这里当医院。你从来没有当过赤脚医生，现在就想当洋大夫，你是把人当成畜生了。”曲干事知道，此人在医院瞎搞。手术台上主刀、第一助手没有上台，他就上去把病人腹腔打开了。外科主任张崇*气得把他赶出手术室，宣布永远不准他进去。曲干事对大队一党一支部说了我们的意见，让他去跟着父亲搞兽医，否则早晚出人命。女青年小张大概也有上层关系，就跟着我和邵大夫出诊。有时我和邵大夫分头出诊，小张就跟着我。有一天出诊路过小张家。进去喝水时，她问我看不看小说？我说：“从来不看。”她就用报纸包了一本小说给我，说：“很好看的，拿去看吧。”正好曲干事回医院有事，我就晚上偷偷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小说。《隋唐演义》很厚，破旧不堪，扉页上写着“隋唐演毒”。我的事迹被表彰后，公社卫生院要我给赤脚医生讲中草药。每个大队一抽一一名赤脚医生参加。大队就让小张去。从大队到公社卫生院骑自行车要近一个小时，我没有自行车。曲干事说借一辆。书记说，农村自行车金贵，而且天天用，谁肯借啊？小张说：“不用借。他坐我车后书报架就行了。”在公社卫生院，她还成了我的助教，倒水、挂图、收拾教室。有一天路上，他问我：“小说好看吗？”“好看。秦琼卖马，英雄落难。”我心里想，我现在就是落难的秦琼。我又说：“书里的诗词不错。”她说：“你也中毒了。如果你是隋炀帝，我愿做你的袁宝儿。”“你胡说什幺？我有老婆儿子。”“我知道。我在内科进修一年。你儿子住过院。你老婆真美。我不过是……”“去去去！胡说八道。曲干事是政治处组织干事。你别叫我犯错误。”“不会的，别让他知道。”“你再说，以后我不坐你的车，自己去公社卫生院。”晚上曲干事与我聊天，漏出一件更令我震惊的事：传染科医生博连*是假一党一员。博连*父亲是某军分区司令。她初中毕业去工厂“学工”（那时候有“学工”、“学农”、“学军”）。工厂军宣队长是他父亲部下，就把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给她了。毕业到我院时，教导员问她是不是一党一员，她说是。整dang时，曲干事发现她档案中没有入一党一的资料，就找她谈，问她在何处入一党一。她说是在大学入一党一。发公函结果，大学一党一组织否认。她又说是在工厂入一党一，发公函结果又被否认。曲干事再问她：“支部书记是谁？入一党一介绍人是谁？”她都说不出。医院一党一委听汇报后，叫她回去，不管找谁，补齐手续。她回去找父亲，再通过原军宣队长找工厂一党一委，“造”了一份入一党一志愿书回来，上面的项目、公章一应俱全。这样，她的一党一龄就从工厂开始算起，“入一党一”时还不到18周岁。曲干事回医院有事。我们住的西屋在雨天漏雨严重，她们住的东屋也漏雨。晚上我只能打着雨伞坐着睡觉，睡不着就干脆看小说。天晴后，大队派人来修理屋顶。曲干事回来时，屋顶已经修好，但是小说还没有看完，只能停止。那是难忘的一天，我发烧，曲干事叫我停课。我说：“通知各大队多麻烦，也来不及了。我还是去吧。”他们三人去参加公社“反击you倾翻案风”的大会了。那天我是坐着讲课，不知怎幺了，不小心把讲台边的热水瓶碰到，“砰”的一声炸了。下午4点整，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同时在哀乐声中沉痛宣告：“伟大领袖mao主席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当时，我们正在从公社卫生院回去的路上。我对她说：“不好！mao主席逝世了。”她说：“别瞎说。”我告诉她，现在正在广播。她跳下自行车，我们静听。我心中极度震惊，全身一阵寒战，从头皮到脚底像有电流“刷”地通过，再坐上车，一路上头脑一批空白。回到住地，曲干事他们三个还没有回来。我躺在炕上，体温可能不低。她看我这样，给我量体温，38.7℃。我嗓子很痛，吃了抗菌素。她非要给我打退烧针。在打完针拔针头时，趁我没有拉起裤子她一手伸一入抓住我的yang具压了上来。我稀里糊涂就被……。云收雨散，她还压在上面极尽所能。我催她：“老曲就要回来了。”她才收拾离开。我躺在炕上想刚才的事情，我自己也不明白竟会如此荒唐。我仿佛在空中飘荡，失去了方向，不知自己会飘到何方？她还没有结婚，但根据医学常识她不是chu女。第二天，我们接到命令立即回医院。因为上次车祸，这次没有车接。大队用手扶拖拉机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的油粮厨具、医疗设备都交给在知青点蹲点的外科教导员、支部书记周智*。我有一箱书拿不动，医学的、中药的、ma列一毛一*着都有，就留在那儿，请周教导员以后捎回去给我。结果一本也不见，他见了我提都不提，“贪一污”了。除了以前的郭沫若《李白和杜甫》一书，这是我最大的损失。临走时小张来送我们。我把医疗队的热水瓶托她转交公社卫生院赔偿。小说没有看完，也不能当众还她，就一直在我处。我后来再到皮口时，她已经出嫁到邻公社，再也没有联系。不知道我的出格有没有留下孽债？一个人如果失去（哪怕是短时）信念、方向，就会做出荒诞不经的蠢事。我心中一直自责，虽然我妻子至今不知，但是压在心头35年，一直是个心病。医疗队回医院，年终我被评为先进，一生第一次受嘉奖。如果像以前那样“向dang交心”，我应该受处分。（三十八）（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