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八十二、益都之行1952年6月，海军一党一委按照总政治部指示，在大连筹建海军政治干部学校（简称“海军政干校”）。因大连无法解决校舍问题，经批准，学校定址青岛市馆陶路22号。7月17日政干校在青岛正式成立，归海军政治部建制领导。当时海军没有任命政委，所以政干校的校长由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中将兼任。1958年4月海军政干校撤销；1963年7月由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改编为海军政治学校，196一9年2月撤销；1977年12月在大连原海军工程学院原址重建；1986年升格为海军政治学院；1992年8月改为海军指挥学院分院；1993年6月恢复独立；1999年6月并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为该院政治系。海军政干校向旅顺基地索要海军工程学院大院，经协商，403医院搬迁到“六千三”的一栋小楼。第一步就是撤销403医院传染科。莫名其妙的是：406医院有传染科，而且今后传染病人一律送406医院，可是403医院的传染病人“该出院的出院，不能出院的转到山东益都海军402医院”。这个任务又要我去完成，一共八名急性肺结核病人。因为有几个开放性肺结核病人，不允许坐火车卧铺，就坐软席坐票。软坐车厢中，除了我们，只有寥寥几名乘客，病人都可躺下。我按时打针发药，照管饮食。我发现病人包音*的右一臀一部红肿即将化脓，就追查原因。他说，前几天的晚上打针时，护一士不小心把针头掉在地上。她捡起来按上就打针。我问：哪个护一士？他说，好像姓姜。我就在病历上写了记录。一路顺利，安全到达益都，我转交了病人和病历。402医院很偏僻，在农村中。它附有一个大果园，号称益都第二大果园。护理部主任请我吃水蜜一桃。我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的水蜜一桃，真乃夏令珍品。护理部主任求我一件事：高护一士探亲，把念高中的妹妹带来益都玩。现在快要开学，要我带小高回大连。她哥哥在大连陆军工作，会接她去旅顺的。护理部主任怕我不肯，告诉我，她爸爸是旅顺基地副司令。小高比我还高，身材苗条，话很少。时值七月，我一个30岁出头男子带这幺一个将近20岁的女孩子，很别扭。我是车坐硬卧、船坐三等的规格，她是自费。为了节约路费，我们还要改由烟台坐船的路线。益都到烟台是夜间列车。火车上，我的卧铺给她睡，我坐她的硬座票。清晨到烟台后，我还要去买到大连的船票。当时船票很紧张，根本买不到。我就找烟台海军407医院的杨金*护一士。她是403医院传染科调过去的。他丈夫是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的教员。我托她丈夫立即买当天的大连船票，一张三等舱，一张五等舱，想上船后让她在三等舱。结果没有三等舱船票，只有第二天的三等舱。我问小高怎幺办？她哭了，非要当天走，就买两张五等舱吧。这还是军人招待所的保留票，在船码头连散席票都买不到。在407医院我还拜访了那位高文*同学。他妻子在西安二军大附属医院工作，两个孩子在上海读书。我们在杨护一士家吃的晚饭。烟台都是四合院，每个院里都有一棵果树。天气炎热，我去买了一个10多斤的大西瓜。饭后吃西瓜，消食又消暑。西瓜甜得不得了，吃后身上凉爽多了。船是晚上开，早餐到大连。杨护一士的丈夫送我们到船码头。但是五等舱是统舱，每人一张草席，一条一毛一巾毯，都睡地铺。草席只有一人宽，人挨着人。统舱人多，只有两米高，空气混浊，汗水味、香烟味、说话声、打扑克吵闹声、小孩子哭喊声，难以入睡。加上统舱闷热，浑身大汗，这是我第一次艰难坐船。以前我多次坐船，都是三等舱：一个舱室六个人，弦窗一开很凉爽，还可看夜景。现在简直难以出舱室，满地是躺着的人，没有留过道，出舱室要跨过二、三十个人。如果两个人一起出舱，回来地方没有了，连草席也可能找不到。这幺大的统舱，只有一个服务员。还好，我在益都买了一把扇子。我坐在小高身旁，给她扇了一个晚上。她睡了两个不长的觉，我一一夜没有停手扇。右手痠了换左手，左手痠了换右手。她呢，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终于到了大连。他哥哥已经接到电报在大连码头接她。我不知道电报是何时何地所发，可能是我去见高文*同学时，她请杨护一士的丈夫发的。兄妹见面后，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坐北京吉普扬长而去。回医院后，我向教导员汇报病人一臀一部感染的事，最后确定是贾彩*护一士的错误。严格说，这是二级医疗事故。因为科室追查时没有病人对质，谁都不承认，只能承诺：只要自己承认就不予处分，就算了。贾护一士后来因丈夫转业回地方，她也转业了。但是她一直住在老医院家属大院，看到我就埋怨我多管闲事。其实，换一个无菌针头只是下一层楼的事，懒得如此还埋怨我，我只能苦笑。八十三、涨工资风波医院没有了传染科，少了一半床位，被逼搬迁到“六千三”的一栋小楼。这里原是海工的一个系，有两个楼。主楼很大，副楼很小。整个医院龟缩在一个四层小楼里，底层是门急诊、医技科室；二楼是病房；三楼机关办公；四楼集体宿舍、幼儿园。每层楼走廊的两头用木板隔开当仓库。两个楼梯中一个堵死，一二层楼梯作病房的被服仓库，三四层楼梯作院务处的仓库。这真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归功”于那位金院长。院务处仓库放不下那批棕绷床，就卖给职工了。我现在睡的床架是上海买的，一直不用席梦思，用这个棕绷已经三十多年了。正逢整顿医院粗疏作风，其他科室是下午学习，传染科是“脱产”学习。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大量干部子女涌一入军队。女兵在通讯部门服役期满提干，都是到部队医院工作。403医院调入大量的干部子女，本来已经人浮于事，现在更是拥挤不堪。传染科的人员无法安排，就“天天学习，好好提高”。整顿医院粗疏作风，就要把以往医疗事故差错的病历找出来分析讨论。传染科一共有五个病历，矛盾集中在虞翠*医生身上。此人文革以前是医院一团一委书记，入一党一重点对象。她是李健*院长的老乡，文革初期自然参加“革总”，后来在内科与其他“革总”成员发生纠纷，调入二病区。传染科恢复时，她不愿回内科。她是六十年代初本科毕业，说话有点傲慢，但还是派性作怪，传染科医生护一士都排挤她。文革后全国进行第一次加薪。1977年11月11日《参考消息》对此有过报道，是一个日本记者写的：“这次加薪的对象，是工龄长而工资低的人们。首先确定了加薪的统一幅度，然后，由同工厂工人从思想、技术、服务态度等方面，逐个评比，最后确定加薪者应高于或低于这个幅度。”部队也是这个精神，但基本是普加一级。当时虞医生探亲不在科室，大家就对她群起而攻之。傅主任说了一件今人气愤的事：“虞医生管急性肺结核病房。有一天我去查房，一听一叩，发现病人包音*有大量胸水。而虞医生竟十多天没有查过病房。”这就像一颗炸弹，群众简直是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取消虞医生的加薪资格。我一直在肝炎病房，对结核病房不太了解。听了傅主任一说，也非常气愤。后来全科除了虞医生，都加了工资。整顿医院粗疏作风时，又拿出这些事情讨论。虞医生夫妻两地生活，正好又是探亲不在。上次是讨论该不该加薪，并没有拿出病历核实。这次一查病历，令我大吃一惊：病历中明明是每天都查房，每天有病程记录，大量胸水是虞医生发现的，又汇报给傅主任。这些病程记录绝对不可能是虞医生事后伪造的，因为病程记录中夹有傅主任的亲笔查房记录。我火了。一个一党一员科主任，怎幺可以诬陷部属？我就向傅主任发起质问，并强烈要求他向虞医生赔礼道歉，恢复虞医生的加薪资格，补发工资。科室里许多人与我争论，我据理力争，并且对他们说：“林*死了那幺多年了，再也不要搞派性了。虞医生有缺点错误，但是不能冤枉她。谁都有缺点错误，不能凭傅主任的不实之词就剥夺虞医生的加薪资格。这幺多年了，谁不盼望加薪啊。现在虞医生不在科里，也要给她一个公道。”傅主任的脸青一阵白一阵，哑口无言；医生们默不作声；许多护一士怪我多事。加工资整虞医生时，这些护一士兴高采烈，因为医院里金院长只是整红一团一，虞医生是唯一被整的“革总”成员。她们好像是“出了一口恶气”。我就反复劝她们，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不能拿金院长的错误做法来对待虞医生。教导员向医院反映了此事。虞医生探亲回来，不但加了工资，而且拿到了前一段时期的补差。知道了事情经过，她找我表示感谢。我说：“涨工资讨论时，我也不明真相，说过一些过头的话，请你原谅。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一起努力工作吧。”她丈夫在武汉，医院的现状也迫使她转业了。转业前，医院给她解决了入一党一问题。（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