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二十四、干姐姐高中二，我与曹莉莉、陈**（女）、吴**（男）一个校外学习小组，位置是人民路山东南路口陈**家。曹莉莉是我辅导数理化的重点同学。刚开始学习英语，班上就出现一批英语外号。有个同学鼻子尖，外号“nib（笔尖）”；有个同学像印度人，外号“indian(印度人)”等等。我的外号“baby（婴儿）”，又因学号1，被叫做“那摩温（NO.1）”。曹莉莉比我大将近两岁，身材强壮，比我高一个头，是学校篮球队队员，而我在全班最矮小。时间长了，我发现她并不笨，只是心不在学习上。我认真辅导，她也进步不小。吴**年龄大，常常在学校里自吹家里有大量遗产，还公开给女同学塞情书。在校外学习小组中他常常说看中曹莉莉，又说陈**长得不好看。我就维护曹莉莉，反击吴**。后来，陈**、吴**就说我是曹莉莉的弟弟。曹莉莉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没有弟弟，有时习题不会做就问我：“阿弟，这道题怎幺做？”日子一长，好像成真的一样。她领我去她家玩，我也慢慢知道了她的许多秘密。她家在威海路（那时叫威海卫路）石门二路口一个弄堂里的二楼。楼下是一家不大的纺织厂。她家很大，有正规的乒乓球台，兄妹三人各有自己的房间。哥哥曹栋很风趣，说曹莉莉应该叫“朝西”（因为他姓名的谐音“朝东”），还教我打乒乓球。学校有乒乓球台，但是我没有球拍，也排不上号，所以一点也不会。曹莉莉呢，教我唱京剧《苏三起解》、《钓金龟——叫张义我的儿》。曹栋就说她将来嫁个老公姓张。她奶奶年纪很大，很和蔼。妹妹曹蓓蓓比我小，对我不冷不热，每次见我就躲开。她家最大的缺点就是楼下机器声太响，震耳欲聋，说话时要凑在耳朵边大声说。楼下的纺织厂原来是她父亲开的。公私合营时，工作队进厂，队长姓马。马队长迷上老板娘，就“做思想工作”，叫她与资本家划清界线。原来曹母是工厂里的女工，因为年青美貌被曹父收作二房，就住在厂房楼上。曹母离婚后又做了女工，丢下三个孩子嫁给马，住到东新桥去了，又生儿育女。当年姐姐十二岁，不久父亲被活活气死，三个孩子由她奶奶抚养。坐吃山空，父亲的积蓄很快花光，她奶奶只得把三个孩子交还给曹母。初中时，姐姐因亲眼目睹家庭悲剧，心中郁闷，与同学方利川谈恋爱。因此考高中时就被母亲弄到南市区来了，企图隔开她与男友的关系。姐姐也领我去方利川家玩，在光明中学附近一个小弄堂里。方利川瘦高个子，长得白净，很帅。方父已去世；方母在居委会打杂，工资很低；方利川有一个弟弟。姐姐与方利川出去看电一影，常常带着我。我家穷，哪里有钱看电一影？我到他家玩，因为太远了，回家的车钱还是她给的。在我们只有两个人时，我称方利川为“未来的姐夫”。“姐弟”之事被班主任殷**知道后，他在我的“周记本”（殷**发明的，每周要写要交）上批示：“你与女同学的不正当关系必须立即一刀两断。”殷**找了双方家长。曹母不能说出女儿初中的男朋友，就逼她住到东新桥去加强监督。我真佩服，与不共戴天的“后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她竟那幺平静。那个殷**就是我初中时逼我交待问题者，一贯“左”得出奇。他在文革中造反，上蹿下跳，群众把他姓名重排，给他起了个外号：“太阴险”。我父母对“姐弟”之事的态度不明朗，大概不相信是谈恋爱，但也不支持我，做出不闻不问的态势。其实，中学生谈恋爱并不少，因为许多学生年龄不小。与我同级的邻居徐国光在初中就参军了；高中同班有三个同学在校学习期间就参军（满18周岁，体检合格）了。18周岁以上的同学非常多。只是谈恋爱不能让老师、家长知道。另外，学生的地位也有关系。我班有个同学参军了，与班上女同学（就是我小学的大队长。这时是班干部、学校学生会头头）通信。两人在信中谈恋爱，是我们班上唯一的同学夫妻（可见，当时的学生大多数还是不谈恋爱的）。可是，她并没有事，也可能老师不知道。问题是，老师最信任的学生，领导最信任的人却往往最不可信。以后，我发现，世事常常如此。殷**找我谈话，我一言不发。我不能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把姐姐的男朋友供出来。其实，只要不是白痴，谁会相信我与她谈恋爱？同学反映的是姐弟，怎幺成了“不正当男一女关系”？如果说认干亲是“不正当关系”，那幺两个女老师要认我做“干儿子”，不也是“不正当男一女关系”？但是，我只是一言不发。沉默是我唯一的反抗武器。不久，殷**与4班班主任曹轶欧（康生老婆也叫曹轶欧）合谋，把姐姐调到4班。我俩就再也不能在学校内接触了。虽然他们管不了校外，但是我再也无法辅导她学习了。我俩也只能偶尔偷偷传书信，只是相互鼓励好好学习，问安而已。高中毕业后，她俩都没有考上大学。方利川在长海医院病号食堂工作。我在二军大读书，相隔不远，就常常去找他聊天，问候姐姐好。姐姐在南京西路的一家百货商店做会计。1966年他俩结婚，我送了一瓶大香槟酒（我还没工作，是津贴费节约下来的钱）。次年她生儿子，叫方琼。我开玩笑地说她：“你不厌姐夫穷，嫁给他。现在给孩子起这个名，要穷一辈子吗？”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工作。结婚后探亲假带妻子来上海看望姐姐。但是我妻子怀疑我和姐姐关系“不正常”，逼我断绝关系。我怎幺解释都无用，只能含泪断绝。至今我一直怀念她与她的一家，不知她现在在何方？是否安好？我到上海出差时多次去找过，但是因为动迁，没有找到；也去找过她在威海路的老家，但是弄堂里几号忘了，打听“纺织厂”却无人知道，可能工厂噪音扰民早就搬走了。唉！但愿姐姐一家安康！唉！尽管我认为亲情胜过血缘，实际上血缘（夫妻）却打败了（姐弟）亲情。二十五、勤工俭学高中时，每周都有劳动课。印象最深的是在四川南路金陵东路口的光学仪器厂劳动。有时是搬运工，有时是检验工（出厂前检验仪器是否合格），有时是装箱工，但是不参与制造，因为学生不懂技术。也有时替工厂出差提货、送材料。记得有一次我去很远的地方提八个铝锭，工人师傅叫了三轮车，告诉三轮车师傅地点。我拿着提货单提货后，由三轮车送回。这些劳动课，在课程表上写的是“勤工俭学课”，实际上劳动收入全部归学校。真正的勤工俭学是：家庭贫困的学生在寒暑假中进行有报酬的劳动。每天一元，一半给学校，一半给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寒假在小东门蔬菜市场干活。一是挂大白菜：用竹签插一入大白菜根一部，再用绳子把它们一棵一棵挂起来，以免堆放腐烂。大白菜冰凉，发的白纱手套很快就湿一透。大白菜上有泥，手套也很脏。八小时（中午带饭）干下来，双手快冻僵。办公室中有炉子，但是不能马上烤火，否则反而会生冻疮。只能先用自来水（很凉）洗手套，晾起来，再双手一搓一得发一热，就下班回家。二是踏咸菜：一米宽一米高的大缸，一层雪里蕻一层粗盐。每铺上一层雪里蕻，我就在缸里转来转去踩，直到把雪里蕻踩结实，再撒一层粗盐铺一层雪里蕻，再踩。穿的高筒黑水鞋，冻脚。平时，冬天穿自家缝的老式棉鞋，但不能穿棉鞋再套高筒水鞋。只穿薄线袜，能不冻脚吗？踩的时候，手冷就插在棉裤口袋里，可露出的手腕外侧桡骨茎突处皮肤还是长冻疮了，后来就双手袖在棉衣袖筒里。可是八小时干下来，双脚快冻僵。下班到办公室，脱一下水鞋，使劲一搓一双脚到发一热，再穿上自己的棉鞋下班。暑假在小东门的自行车锁厂干活：生产的蟹钳锁是用冲床冲下原件，剩下来的铁皮都是尖角。我的工作是把大张的废铁皮弯成一团一踩扁，体积尽可能小，搬到废料堆放处。虽然有白纱工作手套，还是被尖角扎得鲜血淋一漓。自行车锁厂也是八小时工作，中午带饭。上海寒假短，暑假长，所以暑假挣钱多。三年中，我不但不用家中出书费（学费可减免，书费不能减免），还交给家中不少收入。后来，我就利用大哥用下来的课本，连书费都不用交。但是，旧课本与新课本不一样。我就课前在家预习二哥的新课本。老师布置的作业题也与旧课本不一样，我就参考同学的。高中三年我是13-16周岁，纯粹一个童工。干的活与成|人完全一样，工资是按学徒计算，一半还要被学校拿去。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学校。后来知道，主意是一党一支部那个“未遂干妈”出的，提成一半是校长定的。高中毕业时，母亲用勤工俭学部分剩余款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衣。我第一次有自己的新棉衣了。但是，1962年我到二军大报到时，只准带随身衣服。新棉衣还没有穿一次，就送给二哥了。二军大学员从里到外，衣服都是军服，连被褥、蚊帐、鞋袜、一毛一巾都发。勤工俭学使我得到艰苦锻炼，也知道了挣钱不容易，所以我一生俭朴，从不吃零食、从不乱花钱，从不擦化妆品，从不浪费东西。尤其是1963年3月5日学习雷锋后，我学会了理发、修鞋，对于各种东西也修修补补，能用就继续用，后来连木工、电工、泥瓦工、电焊工等等也略知一二。牙膏用完了，把壳子剪开至少还可用一周。一生与纸打交道，一张纸，铅笔写了用钢笔写，再用一毛一笔写。我把这些教育孙女，又加上现在的“环保意识”，节约纸张就是节约树木。但因为环境的不一良影响，她做得不好。为了“考分”，现在许多家长不让孩子做家务。而孩子做了一点家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