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

我的自述

李乐学

一、关于我的父亲

1949年4月，父亲随解放军转移。7月，被派到宝鸡参加接管工作。9月，任宝鸡县一团一工委副书记。1951年3月，在西北一团一校学习时，报名参加解放西藏，任十八军独立支队骡二中队指导员。进藏后曾经担任过共青一团一西藏工委秘书、副秘书长、中|共西藏工委秘书、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社会教育科副科长、拉萨小学副校长、西藏一团一校秘书科副科长等职。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以张国华为代表的西南军区与以范明为代表的西北局一党一内派系斗争，在权利分配方面发生了严重分歧。一毛一|泽|东偏听偏信张国华，范明将军后来被打成了反一党一集一团一头目，西北地区进藏干部大多受到牵连。包括范明将军和将军的妻子梁枫，不少革命同志被以革命的名义判为无期徒刑，关押在陕西大荔劳改营。

1959年5月，父亲在任西藏秦剧一团一演员训练班（西安）副主任期间，被中|共西藏工委、西藏监委宣布“开除一党一籍、令其回乡生产”的处分。

处分的主要理由是，“发展地下一党一员不纯、有特务，企图推翻中央对其的处分决定，反对中央”。

所谓“发展地下一党一员不纯”，是指建国前我父亲受中|共西府地下一党一组织安排，与王文华、郑佐周等一起发展的地下一党一员、一团一员；所谓反对中央，是指1955年肃反运动时，他在中央一团一校学习，当时被作为“反革命”关押审查。后经一团一中央五人小组（其中有胡耀帮、胡克实等领导）审查，认为不是反革命。但是，中央一团一校仍然以“其发展地下一党一员不纯洁、包庇地主家庭”等莫须有的问题对他以留一党一察看两年的处分。

1958年，他在西藏工作岗位对中央一团一校对他的处分进行了申诉。于是，便有了西藏工委、西藏监委对他“企图推翻中央对其的处分决定，反对中央”的所谓“证据”。

“文革”中，西府地下一党一被打成反动组织，我父亲这才认为西府地下一党一的确是“国民一党一的一个组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陕西省委公开为西府地下一党一平反。西府地下一党一组织安排我父亲发展的地下一党一员、一团一员中，刘伯业、朱伦、赵锦涛等也平反。这才知道，经我父亲发展的地下一党一员李积魁在解放军部队任要职。父亲的朋友雷震和早于1975年平反，已经回到新疆工作。父亲和许许多多革命前辈的遭遇，应验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中国古训。

二、关于我自己

父亲1959年初秋被发配回乡的时候，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已经显现。那年秋末，饥馑开始从陕北向关中平原蔓延。1959年冬季，农村里的老百姓已经普遍开始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第二年初，城市中的市民也尝到了人祸的苦果。

我1961年秋季考取宝鸡县贾村中学，坚持上到1963年开春，终因饥饿辍学，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到了1964年，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农村里还是缺吃少穿，每年开春都差几个月粮食才能接上夏收。那几年，十三、四岁的我和大人一起，既要参加生产队艰苦的劳动，还要北上30里远的大山打柴，南下30里的城里挑煤。我爷爷辈和我父亲辈，都是1.78米以上的大个子，天灾人祸那几年正是我身体发育的年龄，饥寒交迫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所以我的个头只有1.65米。

农民的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政治运动却接踵而至，社教开始了。社教工作组几个工作队员既没有文化又不懂政策，把父亲和我都划到阶级敌人名单里。父亲据理力争，后来公社社教队纠正了大队社教队的做法，但是他们对我心灵造成的伤害难于平复。人越受到压制越是想办法寻找出路。于是，我便萌生了远走新疆的打算。1964年11月我如愿以偿，“走西口”走到新疆兵一团一农四师拜什墩农场，当了一名兵一团一农工。那一年，我刚满16岁。关于我的经历，在散文《碾道》、《走西口》、《家乡大戏楼》，小说《拜什墩》中已有叙述。

当时的兵一团一，阶级斗争还不那幺激烈，一些领导知道了我父亲的事情后，对我倍加照顾，我先在女工班劳动了一年多，然后调到工程一团一参加水利建设，在工地上当了一名电工。期间，坚持学习写作，时常在一团一里办的小报上发表一些通讯报道一类的稿子。

社教中，家乡公社给我工作单位兵一团一工二师十四一团一几次发来公函，说我逃避农业学大寨，要求兵一团一把我遣送还乡。一团一政治处政法助理员冯德昌和我是同乡，他是一个正义的人。他了解我们家庭以及我父亲的情况，请示一团一领导后以组织名义给家乡公社回函，说明中央对兵一团一有特殊政策，我来到兵一团一属于支援边疆建设行为，个人表现积极肯干。通知家乡公社注销我的户口，兵一团一农场决定给我落户。

后来。“文革”如狼似虎地来了，我的美好理想顿时破灭。因为家庭问题，被专一政队打得皮开肉绽、灵魂出窍、九死一生，自学也中断了。

一党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感觉时来运转，开始重新自学，尝试着写作，写小说。写了两年没有进步，根本不得要领。

1981年，刚刚平反的父亲终因22年冤案，在精神和肉一体上受到非人的摧一残和打击，在西藏工作岗位逝世，时年57岁。

父亲逝世给我的打击很大，迫使我重新思考人生，冷静面对现实。

由于知识积累单薄，文学创作渺无希望，我调整思路，开始进行新闻通讯和杂文写作，居然在《新疆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接连发表了几篇稿子。

我是1982年以全一团一第一名成绩被录用为干部，后来在一团一政治处担任新闻干事。

虽然从事专职新闻工作，但是对文学更加热爱。那时候，各个大学开始扩大招生。由于自己“文革”中受家庭影响，妻子又没有工作，还有两个孩子，如果停薪留职去上学一家人就会失去生存的经济来源，只得走自学之路了。我只读了两年初中，“文革”中没有学习条件，学校学的一点知识也都忘完了，自学几乎是从扫盲开始的。

1985年，我参加了北京人文函大新闻系函授班，通过两年半学习，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更加痛恨“极左派”几十年中的肆虐无度，更加热爱和拥护一党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正确路线。

在文学创作上，我从“临渊慕鱼”，转为“退而结网”。我开始大量读书，从名着中理解和感受生活，再从生活中感受名着的深刻和力量。我惊奇地发现，我们国家从20世纪中期一直到“文革”发生的许多事情，居然被世界和中国历史上最封建最黑暗的时代还要封建黑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居然与资本主义初期许多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

“人生识字忧患始”。这时候的我，开始从那个时代造成的个人恩怨，转向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了。

我开始关注底层人的命运、遭遇和前途，并以通讯和报告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30万字的通讯和报告文学创作，是我进行文学创作的准备阶段，也是打基础阶段。30万字的通讯和报告文学中的一些篇目，先后在兵一团一、自治区和国家级报刊获奖。

我的处一女作散文《走西口》，是《工人时报》的高炯浩先生发现后编辑修改，安排在副刊头条位置发表。这篇散文见报后对我鼓舞极大，帮助我建立了文学创作的自信心。到目前为止，我一共创作发表了散文、中短篇小说约20万字。这些作品，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在创作取向上，我蔑视权贵、鞭笞fu败（如中篇小说《农场来的青青》中的陶经理、董主任等等），我在作品中对普通人给予普遍的人文关怀（如短篇小说《老大》中的老大、《老小鬼》中的老小鬼，中篇小说《老兵麻五爷》中的麻五爷、《农场来的青青》中的李青青等。）这可能是我的一些作品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

编发我的散文、小说的一些编辑曾经告诉我：“你的作品有来自黄土地上的泥土味，它给编辑部带来了几丝黄土高原上大自然的气息。”

2004年，我在兵一团一建工师一党一委宣传部助理调研员岗位假休了。何谓假休？就是不算退休，但不占机关编制，也可以不再上班，一切待遇不变。这无疑是我人生的一次解放。我脱离了繁忙的工作和工作岗位上复杂的人际关系，开始处于一种平静的生活状态。我把自己这些年发表的文学作品加以整理，并且编辑成书，算是对我从1964年“走西口”以来40年的人生轨迹进行一次回顾，也是对家乡以及家乡父老乡亲们一个交待。我这几十年没有白活。

这本命名《拜什墩》的散文小说集，既是我人生一个阶段的总结，又是我人生的新开始，现在真正是退而结网的时候了。

李乐学写于20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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