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猩红热不久，我得了一场大病：猩红热。因为家庭贫困，无钱到医院就诊，父亲自己自学中医中药，开方子给我吃中药。那是一本清朝的石印线装书，叫《重校本草从新》，由父亲在路边小摊上买得。父亲失业后，我们兄弟生病，大多是父亲自己开方治疗，连四弟患“结核性脑膜炎”被仁济医院宣判在家等死时，也是如此。当时，外婆和大一姨妈去求仙保佑。我母亲自己因营养不一良患“开放性肺结核，空洞形成”。按理，开放性肺结核有传染性，母亲应该住院隔离。但是，因为穷，无法住院，好在区zheng府干部享受公费医疗，她就在家服用雷米封。四弟比我小两岁，病得昏迷不醒。有一天，他昏迷中双眼直瞪，指着天花板说：“水，水！滴下来了，滴在我被子上了。”接着又睡着了。当时，医生肯定地说：“即使不死，后遗症脑膜粘连也是个傻子。”谁知：在喂用母亲公费的雷米封和服用父亲自开的中药后，四弟竟然活了过来，不但没有丝毫后遗症，而且变得更聪明了。外婆和大一姨妈说：那是仙水的作用，菩萨保佑他不死。我得猩红热后，怕冷高烧、恶心呕吐、头疼咽痛、全身皮疹、“杨梅舌”和“口周苍白圈”。中医叫“烂喉痧”。因为起病急、容易出现高烧一抽一风、昏迷休克，甚至并发心肌炎、肾炎、风湿一热、中耳炎、肺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在当时的医疗水平，有一定的危险性。我服了中药后，病情很快就好转。一周后开始全身脱皮，手掌和脚底的脱皮竟像手套或袜套状。原来手掌上的一个黑痣也就跟着脱掉了。大一姨妈说，这个黑痣被算命先生说成是“灾难痣”，现在没有了，很好啊。这次大病，我最痛苦的是下咽疼痛剧烈。不但吃饭时痛，连吃中药、喝水都痛。但是，从此以后我对疼痛的耐受性大大提高，不管生什幺病（例如化脓性扁桃体炎），都能像那时候一样一口一口艰难地吃完平时饭量的饭菜。后来我患肾结石发作肾绞痛时，尽管痛得在床上打滚，竟能熬四、五个小时。我在上海纺一医院担任病理科副主任时，肾绞痛发作打杜冷丁针。一党一委书记是我二军大同班同学，他担心我杜冷丁成瘾，劝我以后别再打杜冷丁针。但是我自知，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打杜冷丁针的。尽管从1985年开始反复发生十多个肾结石，一个肾结石要引发3-5次肾绞痛发作，但是我根本没有杜冷丁成瘾。这就是理智和疼痛耐受性的结果。社会上的吸毒者，除了心理空虚、追求兴奋或欣快一感外，不懂毒|品成瘾对健康（身体和心理）、家庭及社会的严重危害，也有疼痛耐受性低的因素。被误而毒|品成瘾的人，要戒毒，必须有坚强意志，耐受住毒瘾发作戒断症状时的痛苦。五、默哀解放后，政治逐渐渗入教育。在我记忆中，最早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因为之前的抗美援朝，我还小，没有上学。我记得，有一天，全校师生在校园列队，宣布纪律：默哀时立正点头，不准活动，不准出声，更不准嬉笑。我才7岁多一点，三年级，似懂不懂，但是很听话，照办。那时候的孩子哪有现在孩子聪明？那时，没有电脑、电视、手机、魔屏等等高科技产品，一般家庭也不订报纸杂志，连收音机也是极少数人家才有。别说空调、冰箱、音响、DVD、录音机（或随身听）、PM4，连电风扇也是极少数人家才有。我们一栋楼只有一家（资产阶级）才有电风扇。稍富有人家的孩子，有钱去书摊租看连环画小书，但是家长也很少给孩子买图书。孩子除了读书做作业，就是游戏：男孩打玻璃弹子、刮香烟牌子、滚铁怀、一抽一贱骨头（一种陀螺）、跳“造房子”、拍毽子等等，女孩跳橡皮筋、踢毽子、跳绳等等。再高级一点就是打乒乓、打扑克、下象棋。所谓打乒乓，只是在地上或各种桌子中间竖块木板当球网而已，乒乓球拍常常是自制的，有的用硬面簿代替。到乒乓球房去是要收钱的。一般人家孩子是很少有玩具的。父母不准我们去弄堂里玩，怕“学坏”，说弄堂里有的孩子是“野蛮小鬼”。所以，我们小时候的智力发育是很差的，但是很乖。学校里各种孩子都有，实际上，默哀那天发生了一些意外。有个孩子尿裤裆了。上海人早饭是大米粥或泡饭，上午尿多就难免了。孩子尿急又不敢去厕所，只能尿裤裆了。还有个孩子，看到老师在默哀时流泪哽咽，他嘻嘻笑了。事后，班主任老师挨尅，学生家长挨班主任老师尅。有一点我至今不怎幺想得通：斯大林逝世，老师在默哀时流泪哽咽，这究竟是真情，还是作秀？更难理解的是，少先队大队长才十多岁，也在默哀时流泪哽咽。她对斯大林的感情就那幺深？社会就是那幺复杂，你常常弄不清事情的真假。向你讨好的人，常常是另有企图。对你严厉的人，往往是为了你好。俗话说：“责之严，爱之切。”“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可是，绝大多数人爱听赞歌，不爱听批评。连那些伟人也不例外。唐太宗是少有的纳谏皇帝，但是好几次被魏征顶撞后恨得咬牙切齿要杀魏征。魏征逝世，唐太宗悲伤不已,不仅给以“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的优厚待遇,而且说出了那句着名的话：“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但是不久,魏徵曾经举荐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先后犯罪一个被贬黜,一个被诛杀,于是唐太宗怀疑魏徵结一党一营私。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唐太宗听说,魏徵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于是大怒。这不是诚心给自己整“黑材料”，给自己脸上抹黑吗?原本要将衡山公主下嫁给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被解除，而由唐太宗亲自给魏徵写的墓碑也被推翻在地，对其家更是“渐衰矣”。虽然后来唐太宗因亲征高丽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才又一次想起了魏徵，长叹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同时“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也就是命人再去魏徵墓前悼念一番，并且将当初推倒的墓碑又立了起来。现在想想，纳谏也好，大怒也好，都只是为了唐太宗自己的利益，并无客观的正确与错误之分。那幺，究竟什幺是区分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呢？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很长时间。（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