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阳光好得无法挑剔的早晨，我被父母的争吵声吵醒。
母亲坐在床沿黯然垂泪，父亲醒来不久，眼角凝结着一朵朵橘黄色的眼屎，浓密的络腮胡还残留着点滴的呕吐物，脸膛上乌黑的煤印子并没有盖住他的不快。他用粗壮的双手反枕在脑后，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屋顶。
“喝不死你，等她们嫁出去后咱们就分开，我没法想象和一个酒鬼过完下半辈子是怎样一种折磨！”母亲泪水汹涌，口气决绝。
母亲这句话我听过无数遍，我相信父亲也听得耳朵起了茧，一定是不以为然了。一个人天天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唠叨，谁又会去当真呢。
“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老子还不稀罕！”父亲有点讥诮的味道。
我对他们日复一日毫无新意的争吵并无兴趣。我爬起来趴在窗户上，看见三姐周鱼扛着铁锨钉耙正要出门，白亮锋利的耙钉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几乎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转过身嚷了起来：
“看，她又去挖了。”
父亲用手肘在床上探起了身子望了望窗外，含混不清地咕哝了一声，随即又躺了下去。
“你应该去阻止她。萨拉家给的钱越来越少，再不行人家就得雇别人啦。”
母亲说得没错，昨天萨拉家已经雇了一个黑鬼抓鱼，可这家伙的水性哪里比得上周鱼，腿短脖子粗，潜下去四五回才捞到一条巴掌大的鲶鱼。酷爱吃鲫鱼的萨拉家的老爷子气得拿拐杖笃笃地拄着地皮。
“随她去吧，反正她有的是力气。”父亲咕哝了一句，翻个身又闭眼睡去。
那个大坑已经挖了好一段日子了，谁也不知道周鱼要干什么，倒是母亲给出了一个恶毒的解释：大坑是哑巴周鱼为父亲准备的，父亲随时会有喝趴的可能。母亲每次这样说着的时候，父亲就笑，露出一口白牙。父亲根本没有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更没有去阻止周鱼，只要她出门捞鱼并给他换来每天的酒钱就足够了，其它的事情由她去吧——一个脑子有问题的哑巴，你还指望她能干些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呢。
隔壁屋里大姐和二姐正在为什么东西起了争执，声音一声比一声高。母亲擦干了眼泪，丢下我和父亲赶紧过去解围。
我拎着水壶找到周鱼的时候，她还在灰头土脸地挖，像一只勤快的土拨鼠，吃力地把挖出来的泥土一筐一筐运到很远的山脚下。我不明白周鱼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她要挖一个巨大无比的坑？
“三姐，她们都说你在做一件蠢事。”我盯着周鱼的脸，语气充满了讨好和巴结，我想证实这个坑到底和父亲有没有关系。
周鱼并没有理会我，钉耙抡得老高，一阵金属吃土很深的钝响不断从坑底升起。这种声音在夏日的晌午显得异常沉闷，未及传远便被炽烈的太阳烤化了。钉耙像是遇到了一点阻力，发出金属与坚石铿然碰撞的声音。周鱼停了下来，摊开满是血泡的手掌，舔了舔干裂的嘴。我为周鱼的轻慢有些生气——当然她对谁都这个样子，傲慢而冷漠——我眯缝起双眼，犹豫要不要把手中水壶给她的时候，周鱼却弓身爬上来拿过水壶喝了个精光。我的目光并没有从周鱼挂满浊汗的脸上移开，我在等待她告诉我答案。周鱼把水壶“哐当”丢在地上，张开细长的双手箍了一个圆，然后交替前伸做了一个划水的动作。
“池塘——”我惊叫了起来。
周鱼不置可否，放弃刚刚挖掘的地方，转身向另一个土质相对松软的方向开挖。
大姐和二姐也来围观了，听我说是挖池塘，她们看上去很是失望。
谁都知道，哑巴周鱼是个不受欢迎的人，除了依靠长臂徒手抓鱼，几乎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令人嫌恶的是这个并不安静的哑巴给人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和恶作剧，人们显然是无计可施。不过话又说回来，谁又会去和一个可恶的哑巴理论，那样非但讨不来正义，反而有失体面，所以在遭受麻烦的时候大多数人选择了容忍。现在，哑巴周鱼要为自己挖一个巨大的池塘，这听起来有点疯狂，但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人们摊上的麻烦事似乎越来越少。
眼下，那个锅形的池塘已经比前些日子大了许多，由于池塘的一头正处于一片山脚下的低洼地，土质相对松软，且靠近河边，池塘里面很快就有水渗了出来。二姐正在为紫色裙子上溅上了一点泥水而大喊大叫。周鱼像是被吵烦了，摆脱了脚下泥水的纠缠，从沟渠边扯了一把草要来替她擦洗，二姐尖叫着跳开。大姐护着自己的碎花裙笑得前仰后合——几个小时前，她还在为没有得到那条紫裙子而心生懊恼。
你是知道的，大姐二姐花样翻新的裙子是那个神秘的布匹商送来的，每年夏秋两季，戴着礼帽的布匹商来得比较勤，最近一次来是一个月前的入夏。那天，布匹商和往常一样，“嘚嘚”地骑着马悠悠而来，“叮铃铃”的铃声洒满一路。他把马拴在房前的枫树上，隔着竹篱和母亲攀谈了一会儿。母亲脸上始终微笑着，专心倾听客人唠叨他的伤心事。他说他在城里开了爿布料店，原来一直是孩子和妻子在打理，妻子去世了，他不得不放弃悠闲的生活帮助孩子照看生意，当然他也仅仅是骑着马给路远的老主顾送点布料。说完他卸下马背上的布料，像老朋友一样进了房间。二姐嘱咐我给马饮水，吩咐周鱼去割草，随后便和大姐迫不及待地进了屋。
那真是一匹好马，我敢打赌你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马，通身白亮，体格健壮，那一双眼透出说不尽的温顺和悠远，最有意思的是脖子上的那一串闪着光泽的铜铃，不时发出细碎的响声，好听极了。我提着半桶水远远地站着，我担心它粗壮的蹄子把我的脑门踢开花。
“它早就把你当做朋友啦，勇敢点小伙子！”布匹商站在窗前双手抱胸微笑地看着我。我壮着胆子把水桶放在马跟前，趁它嗞嗞饮水的当儿，我摸了摸它的后臀，摸出一手的光滑。我有些得意地扭过头，布匹商却离开了窗前正和母亲聊天，大姐和二姐则在一旁挑选布料。布匹商“嘎嘣嘎嘣”地咬着红薯片，笑眯眯地盯着母亲的脸，那样子看上去并不像妻子死了不久的男人。母亲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慌慌张张把一瓶羊奶打翻在地。
在父亲回来之前，母亲非常有礼貌地把布匹商送出了家门。
布匹商每次留下的布料，将大姐二姐点缀成了翩翩蝴蝶，来我们家提亲的人多得踏破了门槛，他们多是本地的伐木工、货车司机、小职员和煤矿的小老板，可母亲一个也没看上眼，她改变了主意，决意要把女儿们嫁到山外去，并将物色人选的事情托付给了布匹商。
“我不能保证你们的酒鬼父亲将来不给你们制造麻烦，这对你们来说不公平。”母亲说，“所以，你们走得越远越好，我们已经受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