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资中筠
2001年被联合国定为“不同文明间对话年”。似乎伊朗是这一活动的主角之一，是“对话年”的发起国。在2000年9月的“文明对话会议”上，伊朗总统哈塔米做主要发言，有一句话颇有警世的味道：“一个彻头彻尾为政治、军事、经济条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环境、摧毁一切精神和艺术的家园……使人的心灵无所依归。”这一倡议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意义，以及伊朗领导人的意图，不是本文的关注点。它引发我深思的是：欧美人认同基督教文明，西亚北非许多民族以伊斯兰文明为旗帜，作为世界公认的几大文明体系之一的中华文明，今天究竟如何定义?
方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举世瞩目，军事也列入大国，精神却遇到了危机，民族自性(national identity)成了问题。
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倾向，重器物轻精神之风达到高峰。从历史上看，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古代中国只重文。风光一时、名传青史的率多是不治生计的文人，那些为建设物质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被列为工匠，除个别例外，其名与学都不传。后来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前吃了大亏，先进人士大力提倡学习声、光、化、电，在船坚炮利方面急起直追。在这追赶过程中，全社会重理工轻人文之风逐渐形成。1949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这一趋势更走向极端。高校院系调整明显地发展工科，压缩文科(为方便计，本文提到的“文科”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
今天，知识及其“分子”理论上得到重视。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告别了反对一切“物质刺激”，单凭对一个人一种思想的忠诚枵腹从公的年月，却跳到了登峰造极的“物质主义”，一切都纳入商品经济，包括本属于精神领域的事物，只有赚钱的功能才被承认。因此，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上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被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
与此并存的是另一极端：动辄以“五千年文明”自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