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认为文史哲无用，又以文明古国自豪，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中国人引以为豪的辉煌文明主要就是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那时王权还没有完备到能够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历史上真正不受拘束的思想自由时期。斯时也，真是群星灿烂，思想活跃而丰富，千载之下仍感到那智慧的光芒。不过，今天某些方面的人士把“五千年文明”放在口边，还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用以抵制“西化”。
自20世纪90年代起，尊孔之风在我国盛行一时，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反对“西化”是其政治层面。更多的善良人士是有感于人欲横流、见利忘义、世风日下，想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夫子遗训中找出路。
诚然，载入经典的学说和伦理道德规范支撑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也曾经造就足为全民风范的盛德君子。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孔夫子理想中的实施教化的程序：先由“君子”以身作则，然后对老百姓产生无形的影响，就像风过处草向一个方向低头一样。其实这种教化的程序——由社会精英倡导某种思想和价值观，然后传播开来——是文明传播的普遍规律。中外皆然。不过在中国不太成功。一是中国太大，教育又从未普及；二是圣人之教到底不是宗教，缺乏超现实的强制力量；三是在中国过去的时代里，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知识和道德行为都是有等级的，所谓“礼不下庶人”。类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礼教，对经常被迫卖儿鬻女典妻的贫苦百姓来说是一种奢侈，如果遵守之，只有饿死或自杀。更重要的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君子”，是道德文章和权位合二为一的。他的理想境界是掌握治国之权的在位者同时也是载道的君子，不但以身作则，而且致力于对子民“齐之以德”。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多数情况下权势与道德是分裂的。
百余年来议论不休的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从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基本是一致的。“西学”当然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且产生在欧洲。在这过程中，中国人对西方或主动学习，或被动接受影响，同时也不断予以抵制，只不过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迎、所拒的方面有所不同。回首前尘，走了长长的一条弯路。无数仁人志士、睿智先贤，以其真知灼见把认识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直到“五四”一代新人倡导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一针见血地刺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华，从旧文化脱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扬弃和吸收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五四”以后中国多难而曲折的现实中，真是“道路阻且长”。
今天，中国最缺什么？最需要什么，推什么陈，出什么新？笔者思前想后。不怕重复老生常谈，方今欲重建我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还是得回过头来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