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小驴
我记得2004年的冬天，小县城下过为数不多还能记忆犹存的一场大雪。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一直怀念这个小县城的缘故。那年冬天，我正读高三，18岁，正处于对一切充满否定与蔑视的年纪，也是自我怀疑与混乱挣扎的年纪。那年冬天，大街小巷里全都在播放着一首歌——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不可否认，最初听刀郎时，很新鲜，质朴，充满了西部沧桑的原始力量。当这首歌被永无休止在大街小巷反复轰炸时，再健康的胃口恐怕也被搞坏了。那年我发现的秘密就是，这个世界一旦确立模范、榜样、典型，第一时间便会迅速传播和复制，就像我们的劳动、英雄模范，一场接一场地做报告，一直做到底下和台上的都感到反胃为止。后来我又发现，这样的典型或模范，总是逃不过时间的考验，在我们还未来得及回味与总结的时候，他们就悄然消失了——而新的马上又会冒出来，大家继而跟风，就像我所在的2004年的小县城的街巷，谁都可以随口哼出几声刀郎的歌来，感觉自己就像刀郎一样。
一旦某种东西流行起来，传播的速度与力度，均超乎人的想象。事实上，当大街小巷男女老幼都为被“同化”而引以为豪，视为同类时，这和可怕的传染病相比，又有何区分呢？2004年的冬天，在小县城为数不多的几家音像店里，我试图寻找一种与流行口味相异的声音，老板给我推荐了韩红加刀郎，周杰伦加谢霆锋，我却意外地邂逅了崔健与许巍。没有任何人的引导，仅仅是因为封面的不同，是那顶绣着五星红旗的白鸭舌帽子和迷惑的眼神。当那苍老悲怆浑身散发着革命理想主义光环的声音在耳际回响时，我被震撼住了。崔健与许巍的歌，伴随我走过漫长而短暂的青春岁月。让我感受到作为一个异端，能享受到的独特的美感。我将这种无法与身边人分享的孤独看成是特立独行带来的恩赐。这种体验无形中影响着我后来的写作。2006年夏天，对我来说，因为家庭的一系列遭遇，这个夏天显得格外沮丧。那时我就是这么想的，除了加入每年断四万根手指的青年劳工队伍中，我还能干些什么？我的未来在哪里？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来到长沙，炎热的夏天体验到了劳动人民每天体验到的生活。这部分体验，使我后来对那些凭空虚构热情讴歌劳动人民生活的充满了鄙夷。坦率讲，我是多么的厌恶这种生活，这简直让人没了奔头与梦想。站在晕厥的阳光下，内心空空如也。我不知道这代人的去处在哪。诚然，我既干不了劳动人民的活，也没郭敬明他们的小资生活，就连45°角仰望天空的姿态，在我看来也是那么的艰辛与疲惫。这个世界从小给了我最真实的一面，使我性格显得过于早熟。既然真实的世界是失重的，为何还要那么多的飞翔动作呢？自恋、无病呻吟、都市伪文艺、颓废等等，在劳动人民看来，都是吃饱了没事干撑的。至少，我父亲一定是这么认为的。2006年夏天，我大一刚结束，当我认为自己即将一事无成时，捉笔开始了第一篇小说的创作。没有任何的动机，纯粹是出于对苦闷内心的一种自我的倾诉，本能的驱使。尽管我写的是与自己无关的虚构的往事。当内心的乌云逐渐散淡，文字的力量此刻也就突显出来。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天生就是干这行的，信心满满。
迄今为止，我还只以父亲为原型写过一个小说。那是他能看得懂的小说，因为写的就是他的生活。我后来的写作父亲说看不懂了，“写的啥呢，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老实说，我对他的话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也提醒了我，他的生活如此沉重，轻描淡写，胡乱虚构，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种不尊重。自此，我再也没写过父亲，我没法写，我的笔端还无法承受其生命之重，尽管我很尊重他们，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活着”的缩影。由此看来，我对那些粗制滥造的现实主义底层关怀如此失望，乃至愤怒，是有根据的。很多人借着文学这道门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坐在空调房间里想象着夏天的炎热。我知道，我父亲的大半辈子都是顶着烈日高强度劳动中度过的。为了尊重父亲，和如父亲一样的劳动人民，我放弃了轻率描写他们的打算。我坚信一窝蜂式地写某些流行的题材，是有投机取巧之嫌的。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别具一格的辨别能力，特立独行的本质。在文字普遍雷同的现状面前，我们太需要多几根反骨，多几个独行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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