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以后，虽然生活艰难，但张充和家中的曲会不曾中断，她经常请热爱昆曲的人一起来拍曲、唱曲。对此，苏炜告诉本刊：“我们今天会觉得她的曲会是在弘扬中国文化，但从她自己的角度，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的使命感，她就是出于自己由衷的爱好，身边有同好，那就大家一起来拍曲。她这种出发点，我反而是觉得最自然的，她就是身体力行，自己喜欢，就把昆曲里面最美好的部分呈现给大家，让别人也喜欢。她影响和带动了很多人，比如她最好的朋友安娜，原来在联合国做翻译，后来跟她一起唱昆曲，对昆曲不遗余力地推广，确实也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纽约昆曲社有很多活动，大家都尊称张充和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但这是她凭兴趣去做的，以自己的行动去化解一些问题，所以我倒不觉得她有刻意弘扬什么。她说自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更不会强求自己要成为什么重要角色，哪怕在昆曲、诗词、书法方面，她其实已经是大家了，但她根本不把这当成什么经国治世的大业，云淡风轻地面对所有。”
在生活中，苏炜更愿意用“端”来形容张充和。“她修养很好，在生活中很端庄，很注重自己的仪表穿着，从来不会披头散发或者衣着不整地见人。我以前刚认识她的时候，有点愣头青，因为离她家很近，就经常敲门去看她了，她其实不喜欢这样，后来她对我说：‘你来之前还是要给我打个电话。’我就再没有当不速之客了，她很注意自己见客人的状态，在生活里不是一个很随意的人。”苏炜说。
张充和确实也有一些自己的“讲究”。她不爱金银珠宝，对好的纸笔却情有独钟。白谦慎回忆说：“以前张先生在北大读书，祖母和父亲都给她钱，她常常去古董店买东西。早年她喜欢收藏纸，抗战的时候，很难有好纸写字，有一次她给沈尹默找到一些旧纸，沈尹默特别高兴。张先生有好纸，我有一次帮她做事，那天下大雪，从她家开回我家本来两个小时的路程开了5个小时，她就送了我4张明朝的纸表达谢意。但这样的纸不会用于日常书写，她平时用的纸很普通，她写小字多，小字讲究用笔毫，如果纸张不细腻光洁，会相当费笔。1978年她回国时，曾在琉璃厂买过一批笔，觉得很好，常跟我说起，希望我能找到那家笔庄，再为她买些笔。但我知道，已经很难找到了。她写字时，如果不是很正式，会用墨盒里的墨。凡是比较正式的字，她都自己磨墨。她收藏砚台和墨，用的至少是清末民初的墨。她过去是很讲究的。”
晚年时，她穿的很多衣服都是弟媳周孝华托人定做邮寄到美国的。“她说美国的衣服设计和做工不好，喜欢用家乡扎花土布做成的中式服装，我就在苏州买布请裁缝定做，一次做十件，从短衫到旗袍都有，她很高兴，还说在美国用洗衣机，衣服很容易就洗坏了，但这些衣服就不会坏。”周孝华告诉本刊。她与张充和感情亲密，从1979到2004年，张充和每次回国都住在她家里。“她是很好玩的人，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写字，一直到吃早饭，接纳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年轻的时候骑马，到美国开车，回国时还给我们做罗宋汤。”周孝华曾经希望张充和能回国安度晚年，但张充和一直没答应。“我们都说她已经洋化了，不愿意回来，也不愿意拖累我们照顾，她的闺房在60年代已经被拆除，没有了自己的房子，心理上可能也无法接受。”
1986年，北京举行纪念汤显祖逝世370周年演出活动，她与张元和一同被政府邀请，与时龄80岁的大姐同演对手戏《游园惊梦》，还邀请诗人卞之琳观赏。俞平伯先生看了她的演出剧照，说这是“最蕴藉的一张”。2004年秋天，张充和在北京举办旅美60年来的第一次书画展，之后，她与苏州曲社的曲友们欢聚，她身着绛红色丝绒旗袍，披黑色披肩，安静地依在雕花栏杆旁，亮起嗓子，低低地唱了一段《游园惊梦》，曲毕，微微鞠躬，安静地走下台。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国。以一生视人，张家四姐妹里，张充和的生活最为完整，有人评价她是“最后的闺秀”，但苏炜对此并不赞同。“《最后的闺秀》是张允和一本回忆书籍的题目，她在书中说她们四姐妹是最后的闺秀。但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对张充和有点狭窄，她的确有很重的闺秀气，她代表过去传统时代最美好的东西，但她也是个独立、有思想的现代女性，这点常常被忽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王道先生的《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苏炜先生的《天涯晚笛》以及安金平女士的《合肥四姐妹》，感谢实习生胡雨薇对本文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