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生物安全中心主管托马斯·因勒斯比（Thomas Inglesby）认为：“在2013年12月份第一个病例发生与2014年3月份最终确诊之间，如果已有快速诊断的方法能用于许多疫点中的任何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惊人的好效果。”但在西非，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1995年世界卫生大会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了一个关键修改，将传染病防控的主要战略从针对码头、机场和边界的“入口控制”转变到“源头控制”。2005年的新条例对各国的疾病监控和应急体系进行了明确要求，但其效果令人沮丧。国际专家委员会的评估显示，直到2012年中期，只有58%的WHO成员称它们已经制定计划，将完成《国际卫生条例》的核心要求。只有22%的国家已经完成了体系的建立。WHO并没有能力和权威强制推行它的规则。而对一些不发达国家来说，监测和应急体系的建设是奢侈的。
“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是全世界卫生系统最孱弱的国家。”高斯丁指出，“WHO要求，成员国平均每10万人应该有223名医疗人员。但这三个国家只能达到这个标准的1/5到1/10。十分有限的医疗力量还主要集中在城市。”在为数不多的医院，设备和人员的匮乏是家常便饭。停尸房里的尸体经常堆积如山。水和电都无法得到保障。常见的情况是，2～3个病人需要使用同一张病床。人们的常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去医院。
尚未被官方确诊，病毒就已经乘坐摩托车，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进入利比里亚。梅利亚都村所在的森林地区，恰好是三国交界之地。三国之间的边界形同虚设，人们一直以来习惯于跨越边境谋生。3月中旬，居住在利比里亚的德瓦·约瑟夫接上住在几内亚境内的患病的姐姐塔芭，将她带到了利比里亚的一家医院。3月20日，塔芭死在了医院的休息室。埃博拉病毒确诊后，医院人员在互联网上看到了相关报道，才意识到塔芭的死因。很快，包括妹妹约瑟夫在内的一些人开始生病。
约瑟夫在3月26日回到医院。但医院没有任何防护装备。为了防止病毒在医院内扩散，医院拒绝约瑟夫留下，她被送回到家里，接受针对发热症状的治疗。更大的不幸发生了，几天后，怀着求生的渴望，约瑟夫乘坐一辆出租车，奔赴居住着100万人的首都蒙罗维亚。
埃博拉确诊之初，WHO向几内亚派驻了38人，包括传染病专家、后勤专家、数据管理专家。人们后来批评说，鉴于西非的卫生基础条件，WHO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它并没有及时投入足够的人手和资源。高斯丁指出：历史上，WHO的长项是技术能力，它有自己的专家和外界的专家网络、合作中心。但2011年5月，WHO的预算被削减了5亿美元，致使总部裁员300人。其应急反应部门失去了2/3的雇员。非洲分支原有的12名应急反应专家如今只剩下3人。
WHO的经济困境，特别是应急反应上的捉襟见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它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各成员国根据财富和人口计算所缴纳的会费（评定会费），另一是带有附加条件的自愿捐助，这类资金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制药企业以及基金会等。一方面，2008年经济危机后，捐款国大幅度削减了自愿捐款额度；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收入主要以美元结算，支出则主要是以瑞士法郎结算，美元对瑞士法郎持续贬值，结果造成世界卫生组织的购买力大幅下降，在其业务有增无减的情况下，该组织的财政危机成为一种必然。
更重要的是，作为联合国体系的一个部分，WHO的会费一直受制于联合国会费难题。过去十几年，会员国会费一直没有增加。1998年7月至2003年担任WHO总干事的布伦特兰曾建议增加各国缴付的会费，以便缓解财政危机，但建议遭到了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等主要会费大国的反对。这些国家认为，任何联合国组织都不得违反联合国总体上会费的零增长原则；如果增加各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费，先例一开，那么其他联合国机构也会效仿。受制于此，WHO对捐赠的依赖日益严重。2012到2013年，自愿捐赠占WHO总预算的76%。但这些捐赠大都带有明确的指向和目的，其用途并不能由WHO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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