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忙之中，陈春圃发表谈话狡辩：“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断记录，对于我方同志数月以来之折冲争持，及日方最近让步所作成之和平方案基础，只字未曾道及，显为抹煞事实。其所以如此者，不出二途：一则故意取媚于渝方当局，一则最近交涉结果，未为高、陶所全知，二者必居其一。就本人所知，最近数度之折冲，高、陶已未参与，因此最近之文件高、陶即使蓄意摄存，已为事实所不许。总之，吾人与日方所商订之和平条件，断不损害我国之生存与自由独立，且信必能因此而奠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以谋两国之共存共荣。”
从重光堂协议到“卖身契”密约
1940年1月6日，高宗武和陶希圣从香港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阐明反对成立伪政府的几点原因，其中包括：“密约条件如此苛刻，新政府没有独立自由之前途，即有前途，亦荆棘遍布，何不自动放弃组织政府，单纯做和平运动，等待两国更进一步的觉悟及国际时局更明显的变化。”
但此时的汪精卫丝毫没有因高、陶的言行而有所动摇。
今井武夫回忆说，日本方面早已经决定了草案，“但是由于权益思想在作怪，政府各省乘机另行追加上去的条款是不少的。我敢大胆地说，这个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高、陶二人在《大公报》上公布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虽不是汪日双方最终签署的版本，但与最终内容相比并没有本质变化。在这份条约中，曾经令汪精卫下定决心出走重庆的“重光堂协议”已不见踪影，汪伪的权力范围也被限制在苏、沪、皖、湘、鄂、粤、闽等省的部分地区，和南京、汉口、上海、厦门等几个特别市而已。除了要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与“华北临时政府”之间依然会保持密切的联系，曾经承诺过的日本在两年内撤军，也变成了为了防共，“日本将所要之军队驻屯于华北及蒙疆之要地”的永久驻军。按照陶希圣的说法，这份条约“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即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志毓这样判断：“即便汪精卫已经意识到会做日本的傀儡，可除了签订条约，他无路可走。”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来到云南军阀龙云控制下的昆明，19日又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脱离了国民党中央，也脱离了自己在抗战中的国家。汪精卫终于下定决心离渝开展“和平运动”，序幕开始于这一年外交部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先后访日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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