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案后，重庆一边加紧了对汪的追踪与制裁，一边对越南、香港地区当局及法殖民部和英大使进行工作，设法促成越南、香港地区当局“坚决拒绝”对汪提供保护，或劝其离境，同时，日本人也在利用枪击案对汪造成的刺激，促汪赴日本和谈。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终于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来到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一步步走向了汉奸的深渊。
汪来到上海之后，“和平运动”渐趋明朗化为陈璧君、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所主张的成立新的政府。但汪精卫无法发动龙云或张发奎的部队，因此，在西南地区、日本占领区之外建立新政权，形成与重庆抗战政府相对立的政府已不可实现。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突然又改变方针，进而在日本军占领区内的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就堕落成为所谓傀儡政权，与以前的临时、维新两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了。”
图谋在南京组织新政府的汪精卫，已经在日本人眼中大大贬值。正如高宗武与杜月笙所谈：“和平二字，必先平，而后能和，欲求其平，须有武力作为后盾。”因此，若要言和，“只有委座可以提出”。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喜多诚一就曾表示，他对汪精卫的活动并不赞成，仍希望与重庆方面联络。正如犬养健所说，在日本陆军的头脑中本来就有一种成见，认为汪是日本为掩盖近卫“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代理人”的，因此，“和平条约的交涉委员，在谈判中丝毫不想给汪精卫以最佳条件。他们认为，这一道好菜，是蒋介石本人出场时的‘供品’，若给汪，有些可惜”。
1939年6月，汪精卫造访日本，与内阁五相分别进行会谈，拉开了双方持续半年的秘密组府谈判过程，日本方面强硬而苛刻的态度逐渐暴露。日本陆军与海军为各自利益相互掣肘，又对汪政府的软弱无力深表不信任，于是汪日双方在驻兵与撤兵、铁路、通货等问题上始终僵持不下，李志毓说：“与‘艳电’相比，近卫声明的内容已经与之相差很多，即便是这样，日本军部仍认为他们对此没有履行的义务。”
负责对汪精卫谈判的很多日本人士都对日本政府的态度深感不安。西义显曾说道：“平沼政府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超越近卫声明，而是从近卫声明后退，虽然表面上依照声明，但随着问题的具体化，就想用旧有对华权益思想无多大差别的消极解释，强加给汪精卫，如果这也为汪所接受，这只能说汪的宽宏大量。”影佐祯昭等人也都认为，兴亚院向汪精卫提出了过于苛刻的条件，其中“恬不知耻、蛮横无理”之处甚多，“完全强化了占领政策”。如果实行了这个提案，华北将从中国独立出来，海南岛也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地盘。“恐怕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甚的傀儡政权了。”
但最终在半年的僵持之后，汪精卫还是达成了与日本的谈判协议。对于汪的选择，陶希圣将之解释为汪偏执而决绝的性格，他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李志毓对此评价说：“汪精卫在政治行动中常带有高度的偏执与自信，相信自己能够挽救时局。当所谓‘和运’进行到讨论中日基本条约草约的阶段时，有一次陈公博见到影佐祯昭，对他说：‘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答复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公博立刻把此话报告给汪精卫，望其慎重考虑，汪却愤然说道：‘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他在诗中说‘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旋转’，充满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但这也使他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不能清醒地判断现实。”
青岛会谈与其他汉奸政权
高宗武和陶希圣正是瞅准了汪精卫忙于准备青岛会谈时偷偷潜逃的。根据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决定，汪伪的“中央政府”要与已经成立的南京、北平两伪政权建立“适当的协作”。汪日密约签订之后，1940年1月21日，负责汪精卫事务的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选择了处于中立地位的青岛，举行汪与南京、北平两伪政权的三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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