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旁人观察已是受尽摆布，但汪精卫仍然相信青岛会谈达成的协议将有助于汪氏集团免受日本的控制。“当时汉奸殷同给汪精卫写的谏言信里，对汪政权的政治诉求有详细的阐述。他说，目前日本治华的趋势在削减中央集权、加强地方分权，‘将来恐即以此诸政权组成所谓联邦政府’，而南京伪政府建立过程，实现了对中国各地伪政府组织的统一，是对日本在中国推行分裂和殖民化政策的一种抵抗。”李志毓说，“与梁鸿志、王克敏单纯的傀儡组织不同的是，汪政府更有伪军，有伪党，又有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比之前的傀儡组织更有号召力和社会影响。但是，从伪政权成立那天起，他就处在日本的严厉控制之中，且不得不受到来自日本和重庆的两面夹攻，并需时时应对政权内部的分裂势力，所以各部日军所占领地区的分立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汪伪政权的开场与落幕
尽管已经解决了与其他汉奸政权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汪精卫准备建立“和平政府”的时间却被日本一拖再拖。影佐祯昭向汪精卫和周佛海直言，日本军部对重庆国民政府还在探询直接和平的可能性，希望他们谅解。
日本人在看清汪的软弱并把他当成傀儡来对待的同时，从1939年秋季就加紧了对重庆的联络和直接媾和。这一时期的诱降工作被称为“桐工作”，日本与重庆政府的联络人是自称为宋子文次弟的宋子良。参与“桐工作”的今井武夫回忆说，通过“宋子良”的信息传递，双方于1940年3月7日开始在香港举行会议，重庆方面派出了“宋子良”和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前驻德大使馆参事、现任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宋美龄此时也到达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
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在伪满洲国的地位、日本驻军和处理汪精卫的问题上。对于伪满洲国，重庆政府主张两国共同作为它的保护国，而不能直接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今井武夫回忆说：“对方说出一个有趣的比喻，特别使人难忘。据说：满洲国的独立，在中国看来，好像一个不贞之妻投奔到奸夫那里去。从而，逼迫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等于逼迫本夫正式承认奸夫和她两人结婚。”
日本对于重庆政府不愿承认满洲国颇感意外，也绝不对此让步。此时，汪精卫已发出电讯，决定于3月26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日军为了等待重庆方面的最后答复，决定延期四天，将伪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延期至3月30日。3月24日，等待已久的重庆答复终于来了，“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4月15日再做确定答复”。另外，宋子良的身份真伪也颇令日本人怀疑。今井武夫说，在香港会谈时，他们秘密地从门锁的洞眼中拍摄了宋子良在会谈时的照片，随后拿给陈公博和周佛海看，“周说虽然相像，但更像宋的弟弟子安，陈说不像”。此人的身份后来又被严重怀疑是戴笠手下的一名香港特务，在1945年被证实是军统特务曾广。
于是，日本决定不再等待。“在3月30日早春微寒的阳光之下，以远近像潮水一样的街上的嘈杂声作为伴奏，举行了国民政府的还都仪式。”
曾参与汪伪政权的记者金雄白后来在他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记录下当天“还都”的凄凉景象：“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就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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