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文麿在1938年1月中旬发表“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又发出了“如果国民政府屈服，放弃过去的抗日政策，可以加入新政权”的言论。为了探寻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董道宁和高宗武先后潜访日本，到东京与日本高官密谈，探得日本“期盼中国有一大政治家出马，并且这位大政治家就是汪精卫”的消息，这极大地鼓舞了汪氏集团。
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主和派的主要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西义显等人，在上海重光堂进行秘密会谈，约定，在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出让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所有在华经济特权的前提下，日本将停止侵略并“尽快”撤军。同时还约定了汪精卫的逃跑路线和今后的合作步骤：汪精卫逃出重庆，到达昆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日本政府在获知消息之后，即公布调整中日关系的根本方针。然后汪精卫转至香港，发表收拾残局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作为回应。同时，云南、四川的军队宣布独立。汪精卫召集国民党内亲汪派系，在云南、四川和广西、广东四省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建立军队。
最终汪精卫逃往了河内，并在12月29日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发出了著名的“艳电”，这是汪精卫“和平运动”最重要的文件，完全代表了他本人的意见。
按照约定，近卫文麿在汪精卫逃走后的12月22日发表了“调整中华国交之根本方针”，即“近卫三原则”。汪精卫在“艳电”中阐明了他对“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这三原则的理解和设想，幻想着日本对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至此，汪精卫与重庆中央公开决裂，但他意志坚决并且充满自信，他将“艳电”交给《南华日报》的林柏生发表时，曾对林说：“请勿改一字。至要，至要。”
可是汪精卫的离开，并没有如他预想中那样，只要振臂一呼，国内“主和派”就会应者云集，团结在他周围。在汪滞留河内期间，无论早期的改组派、汪派，还是汪的政敌，或党内其他“主和派”及许多重要要人，都纷纷致电汪精卫，劝其回心转意。更没有料到的是，与汪精卫早有渊源关系的第四战区（广东、广西）司令官张发奎、云南军阀龙云，以及陈济棠、何键等，原以为会与蒋脱离关系，加入他的阵营，之后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各军也都会回应，但他脱离重庆之后，这些将领全都按兵不动。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组建一个与蒋对抗的政府，并拥有独立的军队的幻想破灭了。
“汪精卫走之前，国民党内很多人都是推动对日议和的，比如孔祥熙父子，求和的主张也很强烈。”李志毓说，“但大多数人都非常稳健，在国内怎么发表意见都没关系，但脱离重庆性质就变了。汪精卫仅仅依靠重光堂协议和近卫三原则中语焉不详、可以任意解释和变更的承诺就决定出走，说明了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后，国民党中央开除了汪的党籍，国内随之掀起讨伐“汉奸”浪潮，这使汪精卫陷入空前的孤独和困境之中。当时，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都在香港活动，在河内的只有汪夫妇、曾仲鸣和两三个秘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枪击案，军统派刺客进河内，于深夜行刺汪精卫，结果却将其亲信曾仲鸣射杀身亡。随即，震惊不已的汪精卫便迅速加快了投靠日本的步伐，10天后，他在《南华日报》发表《举一个例》，质问中央，为什么重庆可以议和，而他不能议和，其中说：“曾先生之死，为国事而死，为对于国事的主张而死。他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经应该更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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