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
高宗武和陶希圣在1940年1月4日突然失踪了，汪伪集团当即猜测，大抵是逃去了香港。果然，5日清晨陶希圣提前写好的辞别信就送到了愚园路，6日他又从香港发来电报：“际此意志迥异之时，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时止，我等对于一党的机密，决不向外宣泄，尚祈放心。”
“这不过仅仅是一种安慰而已。”汪精卫虽然生气，但正忙于与日方筹备青岛会谈，分身乏术。带着积郁的汪精卫还是如期赶赴青岛，纠集“华北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几个全国最大的汉奸政权，协调汪伪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各自的利益分配问题。
孰料高、陶二人的家人通过杜月笙的帮助安全抵达香港之后，他们最终选择了公开汪日秘密协定。1940年1月22日，两人的联名信和汪精卫与日本准备秘密签署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开发表，震惊全国。信中写道：“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直言汪日密约的丧权辱国，比日本与袁世凯所签的“二十一条”还要恶劣数倍，甚至也与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为诱胁国民党所提出的“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相去甚远。
在日本人眼里，这是汪氏集团成立后所遭受到的最大危机，曾仲鸣遇刺，高、陶“变节”，此时汪精卫身边参与对日谈判的核心成员只剩下周佛海和梅思平，《朝日新闻》报道听到这个消息的汪精卫“仰胸号叹，为这一背德的污辱而哭泣”。在青岛负责主持会议的犬养健则在回忆录中写下汪氏集团第一时间的反应：午饭时，周佛海匆匆赶来，拿着《大公报》给在场的人看。“周佛海对大家说：‘我对不住你们。’因此大哭，矢野君便说：‘这不是真正的原文，不过他根据每日会议情形所写出的……周君，你只是哭，无非承认自己战败了。’”
诱降汪精卫的日本负责人之一今井武夫也回忆说，“最伤心的是周佛海”。整个1月份，周佛海一直在为高、陶二人而烦忧。4日得知二人失踪后，他在日记里写下“感触万端”四字，因为1月1日，周佛海才与高宗武推心置腹地详谈一番。高宗武是汪精卫与日本谈判的穿针引线人，在汪伪集团的人事安排中却只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周佛海为了安抚他，温言相劝。8日他又因汪精卫为陶希圣开脱而生气：“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也。”直到1月22日，汪日密约果被公布，周佛海终于大骂二人“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1月27日又与犬养健谈起了“高陶事件”之后的补救措施，并详细记录在日记里。
两人走后，汪氏才从接近高妻的人那里探悉，自从高宗武夫妇离港赴沪后，高妻一方面受宋美龄派人引诱，另一方面又被军统分子威胁，心理早已承受不住。陶希圣受到的是来自汪伪特务总部“76号”的威胁。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起，陶希圣始终追随汪精卫，但在汪日密约最终签字之时，陶希圣称病拒签，“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实现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是“断不可能的”，他的态度也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起疑忌。最终高宗武通过在香港的杜月笙向蒋介石投诚，和陶希圣一起由杜月笙安排逃离了上海。
“高陶事件”之后，汪氏集团自然要有所回驳。除去青岛开会的人，留在上海的只有陈璧君、丁默邨和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陈璧君马上要求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的名义发表谈话辟谣，陈春圃对此颇感迟疑：“只有曾仲鸣生前用过这个名义，我怎好自封秘书长？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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