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期间发生的棘手的“高陶事件”相比,青岛会谈的进展显得相当顺利。汪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任“行政院长”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将解散,原维新政府的大小头目都将在汪伪新政权中量才录用;王克敏任“行政委员长”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得以保存其在华北自成一体的既成事实,按照日本对华北地区“国防上与经济上为强度结合地带特殊性”的规定,只是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仍然保留住了汪伪无法渗入的一方小天地。赶来趁火打劫的还有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任主席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派来了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作为代表参会,获得了汪氏对其享有“高防共自治权”的认可,也意味着他承认了日本对“蒙疆”地区的占领。
青岛会谈的顺利进行令周佛海颇为得意,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次会议姑不论将来有无变化,结果实可谓完满也。此皆事前筹备周到之效。吾辈运动又告一段落矣。”这种欣慰未免自欺欺人,实际上,青岛会谈本就属形式,自汪日密约签订后,众伪合流的基础就已经由日本人确定完成,各汉奸政权已分赃明确,自然也不敢闹事。
1939年9月,汪精卫已与梁鸿志、王克敏在南京举行过一次会谈,那时的气氛还是很不愉快的。三方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名额分配、汪伪政权成立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地位、“维新政府”取消后人员的安排问题上争吵不休,最后在日本方面的干预下才勉强取得一些协议。
伪政权之间的利益协调,还是要以背后“主子”的意志来行事。陶希圣后来回忆说,南京会谈时,王克敏听到汪精卫说明统一组府的来意,就坦白说道:“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王克敏说的“他们”,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他自己背后的喜多机关,三方争论无果,当天下午径由影佐、原田和喜多三方会商。陶希圣说:“这么一来,使我们更加看透了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我和佛海、思平在夜间寄宿于这幢房子后门对过的房子里。我们谈话之间,说到一个譬喻,就是四个人打麻将,每一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之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打了起来。那座位上的四个角色反而束手。”
与汪伪集团相比,王克敏和梁鸿志都已是日本在华扶植的老牌汉奸,“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也是日本仿照伪满洲国炮制的另一个傀儡政权。
德王原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郡王,倚仗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在“卢沟桥事变”后企图策动蒙古独立建国,但并不被日本允许,一直将其当作傀儡政权看待。关东军另在察南、晋北两地区各建立了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后来在与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利益争夺下,关东军决定将察南、晋北与德王的政权拧在了一起,稳固自己手中的势力范围,将其改组为“蒙疆联合委员会”。
平津沦陷后,华北方面军积极筹建华北伪政权,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原本想请吴佩孚出山,但吴与日军始终巧妙周旋,最后日军选中了曾在段祺瑞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王克敏。1937年12月,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企图将蒙疆各部直接隶属于其政府之下,双方因此矛盾激烈。
双方关系紧张之时,1938年在华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等汉奸在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扶植下粉墨登场,管辖苏、浙、皖三省和日占区的宁、沪两个特别市,形成了与“华北临时政府”相对峙的另一大汉奸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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