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领袖”教育
9月末的一个晚上，耶鲁法学院迎来了一位政治评论家——普利策奖得主、福克斯新闻评论员查尔斯·克劳特汉默尔（Charles Krauthammer）。他要讲的是对奥巴马时期内政与外交政策的看法。不到19点钟，法学院一楼可容纳300人至400人的列文森报告厅已经座无虚席。一番幽默的自我介绍与寒暄后，克劳特汉默尔开始猛烈抨击奥巴马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他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评论家。他不仅批评奥巴马放弃了传统的、以社会保障安全网为基础的美国式自由主义，在教育、医疗和能源领域追求欧洲的福利制度国家模式，也批评他的外交未能在亚洲和中东维持住地区的均势。有些意外的是，演讲结束，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齐声为他鼓掌，就像一场精彩的演出正在谢幕。耶鲁人的政治热情顿时感染了我。一位“大三”时选择了政治学作为专业的耶鲁人告诉我，她之所以选择政治，是因为她想从政。她还在思考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但她可以肯定的是，理想主义的政治热情依旧存在于一些耶鲁人当中，虽然她也不确定，现实会在多大程度上、以多快的速度修正这种理想。
诗人与文学批评家J.D.迈克兰奇（J.D.McClatchy）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期刊《耶鲁评论》的总编，在耶鲁英语系任教。他说，1974年他拿到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知道至少在那时，耶鲁与哈佛是明显不同的。“哈佛的学位证书最后一句话是，这本证书随‘所有的权利与特权’授予你；而耶鲁的学位证书上最后一句是，随‘所有的权利与责任’授予你。对我来讲，‘特权’与‘责任’有天壤之别。在耶鲁，人们有一种公认的信仰：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如果不能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公民的人产生影响，那么这种教育就不值一提。”他告诉我，在耶鲁，有75%的本科生从事社区服务，帮厨房干活、给纽黑文的残疾小孩当辅导员等等。他在普林斯顿也教过10年书。他说，与哈佛、普林斯顿相比，耶鲁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教育强调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在耶鲁，有一种从不公开表述、无法明确指明，却极被看重的高贵意识，那就是服务社会、贡献国家。”迈克兰奇这样一说，许多我们在耶鲁所经历的像珠子一样散落的、易被忽视的细节，便在我脑中串了起来。在耶鲁的10天里，我见到许多耶鲁本科生，他们带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校园，游览美术馆，讲解耶鲁的历史和艺术品；中秋的夜晚，排成长队的耶鲁学生在天文台观看月食，天文系的学生一直守在望远镜边，为所有提问的人答疑，直到深夜零点过后才最后离开；耶鲁中国学生会为了给即将就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组织了一场毕业生的就业分享会，他们一些人从硅谷、波士顿和纽约赶来分享经验；内森·黑尔，那个我们在纽约俱乐部纪念性装置上读到的为国牺牲的指挥官的名字，他的铜像就立在耶鲁最核心的“老校园”的草坪上；法学院的老教授在向人们介绍来演说的克劳特汉默尔时，给他的头衔中，除了“政治评论家”，还有“爱国者”；一位耶鲁人曾指着某条街的一排商店告诉我，纽黑文曾衰落下去的那段时期，那一排商店几乎倒闭，是耶鲁不遗余力地帮助了纽黑文街区的复兴；还有那些无一不与某个耶鲁校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捐赠的建筑、基金、油画与艺术品，它们的历史若与牛津、剑桥相比，都很年轻，却也在近300年中形成了某种历史性的系统。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理查德·查尔斯·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曾说过，耶鲁有两个有别于其他伟大研究型大学的特点，一是更加致力于本科教育，二是注重培养“领袖”。无论今天“领袖”成了一个多么陈词滥调的概念，但在耶鲁，“领袖”的意识是具体而真实的。
耶鲁的法学院在美国无疑是最好的。法学院招生院长阿莎·兰嘉琶（Asha Rangappa），耶鲁法学院毕业生，这样向我解释法学院如何在那些标准的申请材料——本科成绩单、LSAT成绩、两页的个人陈述和250字的小论文中，找到耶鲁愿意接纳的那200人：“申请人的本科成绩单几乎都是全A，近乎满分的LSAT成绩，很多的课外活动。使其脱颖而出的，是申请人在陈述与论文中表现出的激情与兴趣。耶鲁法学院要培养的人，不是背诵法条的律师，而是能够创造性运用法律框架实现某种目标的人。”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并不都在本科时学习过法律预科（pre-law），相反，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的专业背景。“很多人是政治学、经济学、英语背景，也有很多物理学、化学、艺术系出身的人，歌剧演员、希腊拉丁语古典学系背景，都可以来这里。重要的不是专业，而是他们是否在自己所学的那个专业领域发挥了最大的努力、获得了最优秀的成绩，以及对于学习之外的某种事物的兴趣和激情。”与其他大学的法学院相比，耶鲁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也是最为丰富的。兰嘉琶说：“从政的、去律所的、组建新组织的，各种选择。像我，从这里毕业后，就选择做过一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情报官员。”与想象不同的是，因为耶鲁法学院非常富有，它接受很多家庭背景并不优越的学生，提供“按需分配”的经济资助。毕业后，典型的职业轨迹虽然是做法官和去律所，但也有很多人去政府部门，去非营利性组织，或者创业、写书。“有些学生毕业后会选择薪水不那么高的工作——他们并不愿意去赚钱很多的律所，而选择帮助穷人做法律援助工作——薪水也就够租房和吃饭，遇到诸如这种情况，法学院会免掉他们的助学贷款。很多慷慨的捐赠者很愿意给学院钱，让未来的学生能够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包括支持甚至鼓励他们去做那些收入菲薄的理想主义的工作。”希拉里·克林顿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就曾在耶鲁-纽黑文医院儿童研究中心工作，她一直关注的是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儿童的福利。虽然耶鲁在应对外部世界的冲击时，也变得越来越实际，但这种理想主义在今天的法学院，依旧存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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