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王安迪进入到伊兹拉学院墙内的世界时，一方面，我感到释然：我在哈佛未能实现的愿望在耶鲁实现了，那个略有些势利和隐秘的美国“精英主义”生活空间终于敞开了一扇可供窥探的门。另一方面，我无法阻止略感索然无味的念头，亦步亦趋的模仿，难免有种附庸的造作。来耶鲁前，人们曾向我形容，这些住宿学院是“极为华丽”的，都是哥特式的古典建筑，中间有一个庭院；古老的奢华之外，它们最近都翻修过了，看上去就像升级换代的大公司会议中心。“无论你是从纽约特权的上西区来，还是从肯塔基州或是中国来，若有人指着需要钥匙才能打开铁门进入墙内的这一切告诉你，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你继承了这一切，然后交给你可以打开整个华贵王国的所有城堡的钥匙，谁也无法完全拒绝那种诱惑的。”
学院的居住条件不可谓不宽裕。阳光温暖的午后，绿茵茵的草坪上散落着几把色彩艳丽的椅子和支起几张吊床，四面围合的是毛石建筑，还有一座意大利圣吉米纳诺前哥特式托斯卡纳风格的钟塔。伊兹拉学院是1961年建成的学院，现代主义简洁风格的餐厅让我想起牛津大学年轻的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的饭堂来，供任意自选的菜品很丰富。有重大节日，比如“中世纪狂欢节”的时候，这里就成了盛装舞会的舞厅。从餐厅出来，王安迪带我们去看地下的“新月剧院”，一层的健身房、练舞房、几个钢琴房、图书馆和一个用于做手工活儿的艺术作坊，所有的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伊兹拉和与它毗邻的莫尔斯学院由于是新建的，宿舍大都是单人间，可以放下一张不小的书桌。王安迪的宿舍是套间，与另外两个室友——一个学政治与经济学，一个准备学医——共用一个客厅，客厅虽然算不上阔绰，但也有书架、电视机和沙发，足可以会客用。设施这么齐全，而耶鲁的每个住宿学院，人数都仅在500人左右，每个人所获得的基础设施与教育资源，是相当“贵族化”的了。牛津最有贵族传统的基督教堂学院本科生的人数是420人，院长克里斯托弗·路易斯（Christopher Lewis）曾告诉我，这是学院500年来固执维持着的“一小撮”的数量，目的是为了“确保学院制一对一的高质量辅导，由每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来因材施教、面对面授课”。如此相比之下，耶鲁的学院没有一对一的导师制，仅仅是个生活与社交场所。若要论本科教育的“贵族范儿”，其实又是不及牛津的。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鲁又自有其更“精英主义”之处：全校共12所住宿学院，招收本科生不超过6000人，面向的却是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学生——在美国的一般州立大学，每年的本科新生数量大约6万人，是耶鲁新生数量的10倍多，加之耶鲁是全美最富有的大学，其个体教育资源的丰裕程度，的确是金字塔之巅了。耶鲁是美国一流大学中第一个选择限制招生数量以保证质量的大学。时任格里斯沃尔德校长在1955年度校长报告中提出，要尽可能提高教师和学生之比，较低的学生与教师比和学生与教师积极的双向交流始终是耶鲁突出的特征。今天，耶鲁共有学生1.1万余人，而各类教师近3000人，生师比不足4比1。
即使耶鲁，包括哈佛，学习的都是牛津和剑桥，但它们终究是诞生于美国社会的大学。在有800年历史的牛津，越古老的学院地位越高，更接近贵族传统和历史的核心，传承下来的、随时间累积的财富也越多，学院间是有层级的。基督教堂学院的财富很大部分就来自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宗教基金，每年大概有3.5亿英镑；学院的财产捐赠传统和自治传统，使得其学院就像是拥有私产的联邦州郡，构成了大学松散的组织体系。本科生教育是牛津和剑桥的重中之重，因为牛剑学院制的本科教学非常昂贵，很耗费人力。而在耶鲁与哈佛，无论是“住宿学院”还是“住宿楼”，在财务上都不是独立的，仅有一些活动经费，仍是学校财政体系的一部分。人们谈起耶鲁最老的学院，如乔纳森·爱德华（Jonathan Edward）学院，也不过70来年的历史，与最年轻的莫尔斯和伊兹拉学院相比，不过也就年长20年。王安迪告诉我：“学院间几乎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可能是，老学院多一些校友，捐的活动经费多一些，搞的活动更多一些。”这些活动可能包括，暑假去长岛坐船航行，寒假去雪山滑雪，“一路总是有很多好吃的，经费由学院补贴”。在耶鲁，主要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仍然是在专业学院（Schools）里进行的。这也是耶鲁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分量相对更平衡的原因。
记得克里斯托夫院长曾说，在牛津的学院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规模严格限制的小学院里共同生活，共同进餐，参加社交活动、体育竞赛、舞会等，都让他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个人联系。如果说美国大学注重的是个人主义，那么牛津大学更注重的是集体主义和同学之间的充分信任感”。然而现在，正是在耶鲁，我同样感受到一种紧密的共同体意识。一位一家三代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生的耶鲁人告诉我，“住宿学院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耶鲁校友”。“通过在大学内部创造一种名义上互相竞争的‘亚身份’——‘我住在乔纳森·爱德华’、‘我住蒂莫西·杜怀特（Timothy Dwight）’、‘我住伯克利（Berkeley）’，这种‘亚身份’反而加强了同属于耶鲁的身份归属感。” 王安迪曾在中学时通过上暑期学校，考察过牛津大学。我问他，为什么不选择去牛津读本科。他回答说：“还是想到美国来念书。”这也是拿了罗德奖学金在牛津读书的比尔·克林顿，很快又到耶鲁法学院读书的原因，他感到，自己的事业与未来都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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