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成就斐然，但草婴从未停止反思。90年代时，著名翻译家蓝英年写了几本书，反思当年影响很大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都在其内。草婴看到后深受触动，他给蓝英年写信说：“以前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一边倒’，我们从能接触的材料中只看到它光明的一面，只听到对它的一片赞歌……近年来，我读了高尔基以前没有公开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罗曼·罗兰封存50年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对苏联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读了您写的一系列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在年龄上，蓝英年比他小十几岁，但草婴很谦虚，他先后给蓝英年写了三封信，公开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鼓励他继续反思苏联文学，如何反思、如何推动文学的进步是他一直关心和重视的话题。
好翻译的标准
究竟是将国外的优秀作品引进国内、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还是为了名利将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有害的垃圾贩卖给读者，这是每一位译者首先要面临的考验。而除了译什么，译者还要面对的挑战是“怎么译”。
在翻译界，草婴以认真严谨著称，光是一本《战争与和平》他就翻译了6年，书中有559个人物，他对应着做了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他透露过自己翻译时的“工序”：首先是反复阅读原作，使头脑中产生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二步再动笔翻译，逐字逐句地把原著译成中文;完成译稿后，再对照原文仔细阅读译文，看有无脱漏、误解之处;然后从中文表达的角度审阅译稿，还经常请演员朋友朗读，以改正拗口的句子;这之后才会把译稿交付编辑审读，再根据编辑的意见，做出慎重而必要的修改;校样出来后，他至少还会通读一遍。
这六道“工序”保证了草婴译著的高质量。他的译作在很多人看来堪称典范、备受推崇，徐振亚说自己把草婴的译文作为范本，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学习他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翻译最要紧的是把原作的精神传达给读者，要让读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充分接受。比如，草婴先生将《被开垦的处女地》改译成《新垦地》，乍一看，译界的很多人觉得不习惯，但仔细一推敲，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汉语，而原来的却是外国语。我还记得肖洛霍夫有一个短篇小说，以前有过多种译本，或者译作《憎恨的科学》，或者译作《仇恨的科学》，这在汉语上很费解，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但草婴做了一个很出色的转换，译作《学会仇恨》，不仅语言通顺了，意义也非常贴切。草婴把小说的主旨发掘出来，一个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为什么对敌人有如此之仇恨，这是敌人的残暴激发起来的强烈反抗。仇恨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反抗侵略的残暴的过程中‘学会的’，这样的转换成了神来之笔。”徐振亚说。
而曹元勇第一次读到草婴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也叹为观止。“我上高中的时候读过半本其他译者的《安娜·卡列尼娜》，当时没怎么看懂，读研期间又看草婴的译本，感觉完全进入了小说中描述的世界，没有任何障碍，他的语言非常朴素，没有故弄玄虚的华丽辞藻。草婴先生不是没有能力让语言典雅高贵，他的译本《当代英雄》就充满了诗意典雅的语言，他只是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将托尔斯泰朴素的现实主义描写准确地传达出来。”这也是草婴的可贵之处，蓝英年评价草婴的译作是“上好的译文”，他说：“翻译者不能有太多自己的特点，只能去真实地捕捉作者的作品风格，所以草婴翻译的《当代英雄》和《复活》的风格不一样，遵循原著作者的风格，这是翻译很重要的原则。”
作为蜚声国际的大翻译家，草婴被视为理解托尔斯泰的桥梁，他有很多“追随者”，曹元勇是其中之一。2002年，曹元勇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想推出一套“大书”。他想到了草婴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于是向社里打了报告。2003年，在时任总编辑陈保平的支持下，项目拍板。曹元勇在与草婴洽谈出版事务时，主动提出支付版税。“我们当时付给草婴先生的版税是10%，算是比较高的，很多原创作家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标准，但草婴先生花了20年时间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付出的心血绝对不低于原创作家。原创作家在叙述一个细节的时候，如果没有现实资料的支撑，可以绕过去或者凭想象构思，但翻译家不了解某个细节，就需要查阅无数资料，他要尊重原著，不可能绕过去。”曹元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