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而坚硬的知识分子
对于第一次见到草婴时的情景，徐振亚始终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春天，他去苏州参加第二次全国俄罗斯文学研讨会。草婴当时穿着一件格子花呢夹克，脚下是一双棕色皮鞋，打扮得既得体又随意，他的普通话带有宁波口音，语速不紧不慢，条理清晰。“他先介绍了自己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过程以及遇到的坎坷和磨难，然后说研究苏联文学离不开认识苏联的现实生活，也就不能不涉及苏联的现实政治……”徐振亚对这次见面记忆深刻，他回忆，“在我原来的印象中，草婴先生只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听了他的发言才意识到他不仅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关心政治、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思想者。”
实际上，这也是草婴一贯的作风。1955年“反胡风集团”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胡风的材料，其中有一封俄文翻译家满涛写给胡风的信。满涛因此成为批斗对象，但草婴认为“满涛是老实人，爱好做学问，书生气比较厉害，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上海有关报刊要草婴写文章揭发批判满涛，他一字未动。1957年“反右”时，草婴又被要求写文章批判傅雷，他也拒绝了，因为“傅雷不是一个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1976年，姜椿芳从秦城监狱出狱后，写信给草婴，希望到上海养病。那时候，草婴一家虽然栖身在狭小的处所，但还是盛情邀请姜椿芳前来。他乘坐的轮船定于9月9日下午5点钟到达上海，由于年事已高、身体虚弱，草婴要去码头迎接。但工宣队宣布当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新闻，所有人员必须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一律不得外出。草婴当时还属于监管对象，不能自由行动，只好设法偷偷溜出了监管地，在开往码头的公共汽车上，他听到了电台广播毛主席去世的噩耗。见到步履蹒跚、一脸病态的姜椿芳，草婴十分心酸，当天晚上特意准备了简单的饭菜为他洗尘，而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很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他对朋友有情有义，哪怕冒着极大的风险，也不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徐振亚对此很感慨。
而这也是草婴一直以来所遵循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他看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相识之后，徐振亚经常去拜访草婴，而草婴对于译界晚辈后学的关心爱护让他非常感怀。他在《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一文中写道：“每次见到先生，他总会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候会告诉我哪篇文章值得一读，甚至把好文章复印后寄给我;有一年我患脑梗突然晕倒，先生听说后要我注意劳逸结合，还反复强调‘要卖力，不要卖命’;那次他送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2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生怕我搬不动，还特意叫来一辆车，亲自送我回家;南京大学的余一中教授，也是他关心和器重的一位晚辈，几年前因患肝硬化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款，草婴先生得知后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联络上海的几位朋友，为余教授募捐，以解燃眉之急，他自己带头慷慨解囊，同行们也纷纷捐款，帮助这位教授渡过了难关。”
对于社会现实，草婴也非常关心，他在上海第一个倡导成立翻译家协会，呼吁提高翻译家稿酬，尊重翻译家的工作。“上海翻译家协会是1986年正式成立的，之前民政部门不批准，认为翻译不能成家，但草婴先生坚持认为文艺翻译应该有这样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争取了很久才通过审批。”徐振亚说。尽管有自己的坚持，但草婴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非常理性，对待问题不偏激，年轻人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意见通常比较激烈，但他的态度很温和，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对于过去遭受的苦难也是轻描淡写，从来不会控诉。”曹元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