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戏剧意识不是不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在个人生活里，他是一个常常愁闷的、孤独地沉浸于内视的、引人不快的角色。在萨特说出“地狱即他人”的同一个世纪，艾略特让《鸡尾酒会》中的一个人物喊出了“地狱就是自己”。二者很可能表达的是同一种观念。艾略特的一个女友布里吉·帕特莫尔直率地说，他“不仅喜欢自己痛苦，而且喜欢别人痛苦”。他与第一任妻子之间毁灭性的关系被罗素评论为他们“享受自己的痛苦”。此外，这一点也常常以尖刻乃至无礼的嘲讽方式表现出来。除了他在文论中对大量前代诗人的苛评之外，还有一个特别“艾略特式”的例子——D.H.劳伦斯去世时，作家福斯特写了一篇悼词，以这一类文章常见的套语称颂他为“我们时代最伟大、最有想象力的小说家”。艾略特读后立刻去信，要求福斯特确切解释他究竟是如何定义“伟大”、“想象力”和“小说家”这三个概念的。这一类举动中，其实包含着某种深刻的虚无感，源于对即使是在最有才智、最优秀的人身上依然清晰可辨的人类有限性的洞察。
对于这样一个提出了诗歌的“非个人化”概念并以此隐藏自己的诗人，如何回答“谁是T.S.艾略特”这么一个问题？也有不少作者试图以传记式研究的方式来给出答案。这一系列中最新的一部是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的《年轻的艾略特：从圣路易斯到荒原》（Young Eliot：From St Louis to the Waste Land）。基本上，传记写作特有的好处是每一部传记起码在理想上是可以比先前的著作拥有更多新得到的材料，克劳福德新著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通过对材料的详尽发掘，克劳福德重新强调了早年记忆在塑造《荒原》文本中的作用，例如19世纪末在圣路易斯可以听到的瓦格纳和早期爵士乐（ragtime），最终又重现在《荒原》的诗歌节奏中。
奥登也曾指出艾略特的诗歌包含着早年经验中强烈的“视觉感受”。与普鲁斯特一样，对于某些特定的经验，艾略特拥有惊人的记忆能力，直到几十年后，他还能忆起当年在哈佛寝室里用过的落地灯。就像里尔克曾经写到的那样，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看似“久已消沉了的往事”才是诗思的泉源，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惊异与孤独并存的体验。阿克罗伊德写过童年的艾略特喜欢偷偷溜进住家附近的玛丽学院，拉开围墙上的小门，在空无人迹的校园和长长的回廊中漫步。某一次，还没离开的学生们看见了他，便叫嚷起来……这一切记忆在《四个四重奏》的《烧毁了的诺顿》一章中得到了再现——“快，鸫鸟说，找他们，找他们，/在附近。穿过第一道门，/进入我们的最初世界。……隐在灌木丛里我们听不见的美妙声音，/和我们看不见的扫来的目光，因为那玫瑰曾有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花容。”
艾略特的声音是如此微妙的精确，而又包含着如此多的不安。人们会感到被谐和的乐感拉在一起的诗句之间那巨大的分裂的力量。归根结底，尽管艾略特写了长诗，他根本的才华却在于压缩和精炼。在评论《尤利西斯》的文章中，他称赞乔伊斯（尽管他从未喜欢过这位小说家，而后者也一样）——以文学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有序的世界，这正是他在诗歌中所做的事。然而在内心中，他可能从未真正感到任何地方是自己的归宿。这位几乎成了哈佛哲学教授的诗人，思想上迈出的第一步正是背离家族传统的神体一位论（Unitarianism），反抗这种否认原罪与救赎、坚信人类进步的“美国式”乐观主义的信仰，承认人类状况中存在的某种根本的疏离是不能通过自我完善克服的；尽管就另一方面而言，在生活方式上他又恰恰实践了从小养成的神体一位论的美德——有计划地、艰苦地工作。
阿克罗伊德认为，在艾略特身上顺从与逆反同时存在。人越是怀疑世界上存在着普遍的秩序与真理，就越是渴望这些。这既是智性的，也是情感的自我对立，这种对立却使得他可能“把最深刻的怀疑主义与最深厚的信仰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新的诗歌空间，在这片空间里，诗歌就好像人们在空旷教堂中的喊叫。
现代生活的纷乱与分裂本身却成了一种新的普遍经验。今天，在纽约，在东京，在北京，正如在《荒原》的伦敦，每天早晨的通勤时刻，会有多少人回想起艾略特的诗句？——“虚幻的城市，/在冬天早晨的棕色浓雾下，/人群流过伦敦桥，那么多人，/我没有想到死神竟报销了那么多人。/偶尔发出短促的叹息，/每个人眼睛都盯着自己的脚尖。/他们拥上山冈，冲下威廉王大街，/那儿，圣玛丽·沃尔诺斯教堂的大钟/沉重的钟声正敲着九点的最后一响。”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诗能给出的唯一真理是它有能力提供一个形式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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