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的竞争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和活动场所。社会实践无疑是智能的基础，但是智能的发展还必须有如下两个条件：一是教育，二是要有一批专门从事智能劳动的人士。正是这样的角色。社会的政治军事斗争迫切需求智能，而智能主要蕴藏在士这个阶层。于是尊士、争士、养士遂成为上层人物的一种社会风尚。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在《战国时期的士》一文中指出，养士之风起于春秋，战国发展到登峰造极。所养之士又称门客、宾客、门人、食客等等。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到了战国，士虽然仍有等级的含意，但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上（统治者、官吏和剥削者）与下（被统治者、民、被剥削者）交流、转换的中间地带。上下的对流量越大，士的队伍就越大。战国时期，上下的对流量比较大，因此士的队伍发展迅速。
贵族的庶孽无疑仍是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纵横捭阖的张仪出身于“魏氏余子”。余子即支庶。范雎原也是“梁余子”。总之，贵族、官宦的庶孽、后裔大部分落入了士这个阶层。士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从下面升上来的。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到了战国更为普遍。有的从学的人第一步是通过学而为士。从春秋后期，特别是孔子之后，私人办学之风大盛，数以十计、百计甚至上千的生徒，都是士的后备军或即是士。
“像张仪和苏秦这样的策士大多发迹于‘士’阶层中的庶民，自我表现欲膨胀，个人精神洋溢。他们敢于打碎一切伦理道德规范，只以成败论英雄，以个人名利为人生奋斗的终极，而不以个人价值的被认同为终点，国家宗主观念淡薄，但体现了一种拼搏进取的实践品格。”何晋说，靠游说诸侯谋取功名利禄是纵横家的基本特征，他们擅长外交，注重外力的作用，轻仁义而贵权变，热衷于计谋策略。实用主义思想是纵横家学说的前提和根本。
在战国这个纵横家的时代，策略不仅用之于国与国之间，也用于人与人之间，往往立竿见影，其效自见。计谋不但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也决定人的贵贱荣辱。
策士把智力当商品一样出售，所谓“待价而沽”。为了昂其“值”，他们大力吹嘘“口舌之功”。过去的儒家重“义”而非“利”，甚至在说教时斥“利”而颁“义”。纵横家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他们以“名利双收”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以“实利”为诱人的钓饵，求“扬名”为杀身的报偿。“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几乎成了策士们的口头禅。
表面上看，策士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朝秦暮楚，只有利害，没有是非，毫无原则可言。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无恒产”，又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为这些文人策士提供正当的成才渠道，他们只有通过纵横谋划之术去谋取功名，甚至投机取巧博取短期利益，有时为了名利，甚至不择手段。如苏秦游说连横不成，就去游说合纵，在他的心目中，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站在哪个国家的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一定要得到实现，自己的抱负野心一定要得到依托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策士们的生存显出悲剧色彩，他们的生存精神世界并不是独立的，其人生和政治理想并不坚定，常常因权势变化而变化。
文 李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