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金泳三如何“打老虎”

时间:2016-12-05 09:54:45 

来源: 南风窗 14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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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泳三以韩国式的刚烈实现了反腐的担当。当反腐牵涉前任总统时,金泳三没有退缩,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尽管他也将变成前总统。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无揪心地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个“周边国家和地区”里就有韩国。邓小平这里说的是经济,曾经与中国同一起跑线的韩国,现代化发展已经领先了一大步,人均GDP是中国的四五倍。其实,在“打老虎”问题上韩国也早了20年,这个方面一比较我们同样要有紧迫感。韩国是中国的近邻,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关系,面对东邻的他山之石,中国当见贤思齐。

民主的势能

反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看韩国反腐,首先要看韩国的政治大局。近代韩国多灾多难,二战结束韩国光复后的政治杂症丛生。这既有传统东亚的政治沉疴,又有民主转型的政治乱象。首任总统李承晚,曾为国家独立不懈奋斗,但当政后政绩平平,玩弄权术、恋栈终身,最终被民众运动冲击而流亡国外、客死他乡。后来者朴正熙,政变起家,铁血手腕实现了韩国经济起飞,但大搞军人专政、威权政治,弄得民怨沸腾,后被刺杀而亡未得善终。继任者全斗焕继续搞军人专制,制造光州事件而背负历史骂名。韩国在1987年实现了民主化转折,卢泰愚成为新宪法后的第一位总统。然而,卢泰愚军人出身,是军事政变的参与者,是军人专制的当事人,很难与过去的政治彻底决裂。

金泳三作为民主化后首位文人总统,在反腐上实现了大突破。金泳三出生于1927年,毕业于汉城大学哲学系,24岁从政后历任多届国会议员,1992年12月当选为韩国第14届总统。他上任伊始即提出三大任务:消除腐败、发展经济、完善纲纪法规—消除腐败是第一要务。他刮起的廉政风暴,主打财产公开法和金融实名制。他执政期间,全斗焕、卢泰愚这样的前总统级 “大老虎”被送上法庭,震动朝野,震惊世界。

金泳三当政的这种包括反腐在内的政治突变,要放到政治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一国政治的重大变革几乎离不开三种局面:一是革命性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往往意味着最重大的变动,能打破根深蒂固的既有政治格局和既得利益格局。新政权摆脱了既有的束缚,能做出以前政权所不能做、不允许做的重大举措。这种革命的势能、革命的惯性,在新的政权建立之时尤为明显。二是政党之间的轮替。多党制国家的政党轮替带来重大政治变化的契机。多党政治就是拉锯政治,不同或对立的政党之间,在上台之后推行自己的主张,调整政局和利益格局。当然,这种变化要比革命性变化小一点,因为总体上还是在宪法和基本政治框架之内行事。三是领导人的变换。领导人尤其是强势的领导人,往往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风格。领导人的变换,往往带来新气象。

金泳三的反腐“打老虎”,充分运用了民主的势能。想变革是一回事,能不能推动变革是另一回事。在民主转变时期,一切有利于民主的东西都能较快地推行,一切与民主价值相悖的东西都能较快地革除。此时反腐败,实际上是以民主的价值替代传统的价值。1987年民主转型之后,韩国政局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这如同中国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剩下的问题是秋风扫落叶。民主提供了反腐的道德制高点,民意给民选总统以终极力量,发掘民主的势能是反腐的有效方式。没有民主转变,当政者出于自身和本集团的利益,在财产公开等关键举措上,往往顾虑重重、顾而言他,以各种条件不成熟来搪塞。而在民主转变的大势之下,潮流所向,势如破竹。金泳三借民主之势强推反腐措施,各种既得利益者即使心怀不满,也不敢公开反对,甚至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从政治大局看,如果没有韩国民主的长期蓄势和转型,金泳三即使想推行强力的反腐措施,恐也无能为力。从这个角度看,民主的时势造就了金泳三的壮举。

金泳三实现了身份的切割。韩国民主转型后,针对以前总统每每恋栈,宪法规定总统只能任职一次,不能连任。第一次总统直选中,由于金泳三与金大中互不相让而分道竞选,结果让退役军人卢泰愚占了便宜而当选。第二次总统选举,金泳三曾策略性地联合卢泰愚一派,从而超越金大中而当选。但是,金泳三在当选后着手与前军人政权划清界限。金泳三更改执政党名称,将过去的民自党改名为新韩国党,以此切断与前总统卢泰愚的瓜葛。金泳三实行内阁改组,清除政府中与前两任总统即全斗焕、卢泰愚关系较密切的人士。金泳三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军人政权时期他就是著名的反对派领袖,没有历史包袱。反观卢泰愚执政时期,由于在野党和国民的强大压力,也曾迫不得已调查全斗焕的腐败问题,但由于他和全斗焕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反腐未进行彻底,只能草草收场。

法治的正轨

当代韩国反腐之声不绝于耳。越是腐败丛生的国家,往往越是反腐声音最高的国家。金泳三之前的历任韩国当政者,都在打反腐败的旗帜以笼络民心。然而,说反腐败是一回事,如何反腐败是另一回事,反腐败有多大成效更是另一回事。在高喊反腐口号中大搞腐败,是韩国威权专制时期的事实。韩国首位军人总统朴正熙,将军事政变自称为“维新革命”,其个人生活相对清廉,对腐败怀有刻骨仇恨,誓言扫除国家的腐败与社会邪恶,重振国民道德与民族正气。他开展了名为“庶政刷新运动”的反腐败运动,清除了数万名公职人员,并且永不复用。朴正熙当政时期有如中国历史上的朱元璋时期,对腐败惩治极为严厉、极富浓烈的人治色彩。全斗焕上台之初,表明要开创一个“廉洁政治的时代”,发起了“社会净化运动”,并初步制定了一些反腐的法规,有大量的官员因腐败被捕。民主转型之后的首位总统卢泰愚,也是轰轰烈烈开展反腐运动,试图开辟新的气象。这些总统还强调从道德上抑制腐败,举办了各种培训班强化公职人员的公职纲纪和为公意识,只不过这些道德教化活动并未取得多少实效。

金泳三推进法治反腐。很明显,韩国腐败有着军人威权政治、政府干预经济,以及东方裙带传统的肇因,已经严重成“韩国病”。对于这种浸透骨子的腐败,治表和治标从根本而言是无济于事的。新加坡、香港地区能够常保廉政,靠的是严密且严格的法治。韩国也一直在制度和法制的反腐上探求。全斗焕和卢泰愚当政时期,都提出要实行金融实名制,并为此做了长时间准备,最后都因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对而不了了之。金泳三在这些基础上,强力推出了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和金融实名制等法律,真正啃了硬骨头、闯了险滩。1993年5月韩国国会修订了《公职人员伦理法》,同年8月金泳三总统发布《紧急财政经济命令16号》宣布实行“金融实名制”,这促使韩国的反腐大局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法治与民主内在相联。韩国的民主转型中有过激烈的街头运动,但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在最根本上,韩国基本政治制度是二战后美国支持建立的,具有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构架。即使在前期军人专政时,这些基本制度的框架仍在。韩国在1980年代重新颁布宪法,也是在完善这些制度,使之更为民主化,从而为法治的推行奠基。金泳三的反腐是在法律旗帜之下,而不是超越法律的行为。对包括前总统在内腐败分子的有罪认定,都是公开和走程序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金融实名制的实施,使得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巨额秘密资金被揭露出来。1995年韩国依法把这两位前总统送上了法庭,进行了轰动全国的世纪大审判。一审判决全斗焕死刑,判决卢泰愚22年有期徒刑,并分别追缴巨额罚款。1996年12月首尔高等法院认为全斗焕、卢泰愚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将全斗焕改为无期徒刑,卢泰愚的刑期降为17年。金泳三卸任后,继任总统金大中于1997年12月对全斗焕、卢泰愚实行了大赦,既是为了政治和解,也有东方的法外开恩之意。

法治反腐具有长效性。金泳三的廉政措施被称为“不流血的革命”,被誉为韩国政治生活中的“净身浴”。在金泳三之后,金大中继续推行制度反腐,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后来者继续走法治反腐的道路。诸如2001年颁布《反腐败法》,2005年修订和颁布《所得税法》,2008年修改和颁布《国家公职人员法》。韩国反腐之路,人治化色彩越来越淡,法治化色彩越来越浓,反腐败的成果也越来越巩固。

决断的担当

金泳三的反腐凸显“敢”字。财产公开是反腐的核心问题,是反腐进程中的里程碑。在这个问题上敢不敢碰,是检验韩国真假反腐的试金石。如果绕开这个问题,其他反腐措施往往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在韩国历史上,朴正熙政权1964年就提出了公务员财产自愿申报指南,结果是“无人自愿”,因“技术困难”不了了之。全斗焕政权1981年制定的《公务人员伦理法》要求公职人员财产登记,但由于害怕实施后带来政坛的巨大震荡,搞了个只登记不公开,结果不言自明。金泳三则强力推行财产公开和金融实名制,并且不留时间余地,令行禁止。这引起了社会震动,既有民众的热烈支持,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反弹。有的指责金泳三以反腐为借口捞取政治资本、排斥政治异己,有的指责金泳三以反腐来遮掩经济发展不力。金泳三不为所动,上任一年罢免了1300多名高级公务人员,其中包括国会议长、执政党的秘书长、汉城市长等高官。金泳三还将反腐引向颇为敏感的军界,在肃军行动中总参谋长、陆海空军参谋长、各军兵种司令官和各军军长均被免职,高级军官变动亦较大。

金泳三的反腐凸显“硬”字。打铁还需自身硬,上行方能下效。金泳三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上,就表示反腐败要从自己做起。第二天,金泳三即公开了本人、配偶及子女的财产情况。金泳三的举措形成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执政党领导人、副部长级以上官员和国会议员群起仿效,连在野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步其后尘,相继公布财产。金泳三执政时大力宣传勤俭,总统府的伙食只有两种,汤面和牛肉泡饭。在接待方面,除外宾外总统府待客只用面条。金泳三还表示,在5年任内,决不接受企业和个人提供的政治资金,不涉足高尔夫球等奢侈性娱乐活动。这使得原先为公务消费所推动的高端娱乐场所顿时萧条。

金泳三以韩国式的刚烈实现了反腐的担当。当反腐牵涉前任总统时,金泳三没有退缩。在“公”,他没有顾忌审判前总统这样的“大老虎”对政局的冲击;在“私”,他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因为他也将变成前总统。就国家来说,金泳三实现了反腐的转折,以财产公开为核心的反腐法律起到长期的基础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显关键;就个人来说,金泳三敢于承受后果,敢于付出代价。需要指出的是,金泳三自己身边人员和子女因涉及腐败都受到惩罚。金泳三以身明志,退职后将个人财产实行了“裸捐”。

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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