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人一样，鞋也有它的里子与面子。
里子
机场在利摩日郊外，很小，也很静，像是欧洲小城里的一个火车站，没有空港的熙来攘往。值机大厅里，有几个玻璃展示架，陈列着这个城市的骄傲。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利摩日陶瓷。这个矗立在法国中南部山丘上的小城，自18世纪便以陶瓷生产闻名，被人们称为“欧洲景德镇”。与瓷器一并成列的，是威士顿（J.M.Weston）手工皮鞋。像爱马仕丝巾与香奈儿手袋一样，威士顿皮鞋被看作浓缩了法兰西奢侈品工艺精髓的代表作。每一年，都有许多皮鞋从巴黎运到这里，为的是换一个新的鞋底。
我到这里，是来探访一家著名的老工坊：圣·莱奥纳德·德诺布拉的巴斯坦鞣革厂。这家老工坊，制作的是用做皮鞋底的皮。自19世纪以来，他们从没有改变过塑造鞋底的工序，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采用这种古老鞣革方法的鞣革厂之一。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欧洲奢侈大牌，其鞋底所采用的原料，都来自这里。
走出机场，坐上汽车，一路皆是安谧的景象。尽管巴黎人爱将巴黎以外的地方戏称为“乡下”，实则说的是“外省”，并非实际意义上的乡村。而此处，却如都德所写《磨坊书简》一般，一派真正的田园风光，保留着中世纪以来的葱茏。沿河，穿过石桥，看到几栋古旧的矮房子，便是巴斯坦鞣革厂了。1890年，这家老作坊，在圣骑士建造的运河旁的弗莱磨坊里成立。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奥利弗（Olivier）。他约莫五十来岁的年纪，像一个典型的法国中南部居民，体格健壮，说起话来非常爽朗。像他的父辈们一样，他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工坊里只有几个工人，见我们到来友善地微笑打招呼。他们都与奥利弗差不多年纪，还有比他年长一些的。与我同来的朋友在多年前到过这里，见到的，是同样的几个人。
“干我们这一行的，许多人都是子承父业。有些人，几代人都在做同样的工作。”奥利弗说。然而，他们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个了。”他的口气里有一些无奈。1981年，巴斯坦鞣革厂的主要供应对象——威士顿公司对其进行了收购，让其从无人继承而面临关闭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成立于1891年的威士顿，是法国高级鞋履的代表，也被看作法国制鞋业的骄傲。
“拥有而不占有”，是欧洲手工行业的一大美德。像许多被大品牌收购的老工坊一样，巴斯坦鞣革厂没有被垄断，而是继续为行业里的许多制鞋商们提供原料支持，也令这门古老的技艺得以流传。“手工艺是奢侈品的核心。利摩日的工坊里，有着很多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工人，他们的手艺传承数代，是我们最高的‘机密’。”威士顿CEO特里·奥瑞兹（Thierry Oriez）说。他们成立了威士顿基金会，旨在保护传统手工艺，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加入到学习与探索手工技艺奥义的旅程中来。
我在第一眼看到这个大名鼎鼎的鞣革厂时，略感惊讶。我也参观过其他老工坊，它们历经几个世纪，依然保留着原来的技艺，外表多少会随着时间而现代化起来。而这个磨坊旁边的老工坊，百年风雨之后，依然是山中作坊的模样。其生产空间，是几栋宛若农舍的老房子，还有一些工序，需要借助日光，便在农舍间的空地上完成。从空处望开去，周围一片田地，其间摞着卷好的麦垛。再看远一些，是连绵的山丘。起风了，一群鸟儿惊得从麦田里飞起，衬在远山的青色里。
奥利弗带领我们的参观路径，是“跟着牛走”。这曾经是风靡法国的一句从农场到肉店的宣传口号，也是一种“追本溯源”。他掏出了几张照片，开始介绍：“我们的牛。”
“遗憾的是，也许‘我们’一词不应该用法语‘nous’，而是用德语‘wir’来表达。”奥利弗说。令人惋惜的是，法国的牛再也不复昔日的英姿了。究其原因，是生态链的改变。“猪的大规模养殖，使地下含水层受到污染，粪尿肥为牧草所吸收，进入牛的体内，使法国牛的皮毛失去光泽，黯淡无光。农药的使用，也对牛的表皮造成了伤害。”而今，巴斯坦鞣革厂在原料使用上，更愿意选用奥地利的西蒙泰尔牛种和德国的阿尔卡乌牛种。
实际上，皮革的制作在牛的生命尚未结束之前，便已经开始。鞋履的美观和耐久，首先取决于牛的食谱。被选中的牛，在特定条件下得到饲养，以满足制鞋商的严苛要求。这些通过了层层筛选的牛，生活质量会得到令人喜悦的改善。虽然“福如东海”，却并非“寿比南山”。这是因为，牛皮的年龄越轻，皮革加工的效果就越好。对于这些牛而言，它们的“长命百岁”，更多是通过陪伴人类生活的“百世流芳”来体现的。
这块最终被用在鞋底的皮，在被我们踩在脚下之前，经历了如米其林餐馆牛排一样的严苛选料。奥利弗拿起一张皮子，敲敲中间的部分说：“在整张原皮上，只有皮心处最为坚硬的部分才会被选用。靠近颈部的部分皱纹太多，肋部两侧又过于柔软。”偌大一张牛皮，最终被选中的只有极少的部分。“那些没被我们选中的部分，您或许可以在其他地方见到。”有时候，一张皮会因为小小的瑕疵被整个舍弃掉，比如，几个我一眼看去，完全没有发现的虫洞。
此时，我才明白工坊角落里那些无人打扫的蜘蛛网，并非清洁妇的粗心大意所致，而是有意为之。“虫子是皮革的天敌，而蜘蛛是虫子的天敌，我们尊重自然的法则。”奥利弗说着指了指墙角，一只蜘蛛憩在网上，看起来很悠闲。
原皮采购者就像一个挑选演员的导演，用挑剔的眼光对之进行犀利审视。他们一眼就能确定原皮特性，找出与之相符的优点。不同类型的鞋履，希求不同的皮革特性：牛津鞋需要天鹅绒小牛皮的柔润；德比鞋离不开粒面小牛皮的坚固；而乐福鞋，则偏爱珍稀皮革细腻的碎纹。
不论哪种鞋履，厚度不到1厘米的原皮，都无法通过挑选。通过厚度筛选的皮子，即将到来的生命征途却是“变薄”：通过增加皮革的密度，将其厚度降至5.5毫米。这个过程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也是鞣革厂所要实现的目标。
“鞣革的第一步，是‘河洗’。”奥利弗说。说话间，我见到了一个巨大的桶，它有一个富于乐感的名字，叫“转鼓”。在这道工序中，匠师把皮革放进大桶之中，与硫化钠和熟石灰混合滚洗，以扩大原皮的毛孔。原皮在转鼓里要如是待上5天，才能完全脱毛。接着，是去脂的步骤。脱了毛的原皮，再次被放入滚筒中，刮去附着的肌肉和脂肪。然后，工匠会对它们进行“换桶”，进入另一座转鼓中，开始脱灰的过程。
这是鞣革工序开始的前奏。真正意义上的鞣革工序，是从浸泡开始的。我们走进另一栋“农舍”，里面是许多方形池子，像巧克力一样整齐排列着。如果不是浓郁的气味，也许会有人误将其当作某种食材的酿造场所。池里浸泡着棕褐色的液体，因为浓度的不同，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颜色，其上漂浮着木屑。我曾在苏格兰参观过老牌威士忌酿酒厂，也在意大利观摩过Balsamico香醋的酿造过程，他们都有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换桶”。而在这个老鞣革厂里，对应的大约就是“换池”了。
原皮像油画布一样，拉伸固定在方框上，等待着进入放满鞣液的池子里。春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浸泡季节。在16摄氏度的温度下，原皮会依次进入13个池子进行浸润，鞣液浓度从低到高。这个复杂而讲究的“泡澡”过程，自然是漫长的。“整个过程历时2个月，需要非常小心。要知道，皮革的一大天敌是空气。因此，鞣革剂必须将皮革纤维间的空隙全部填满。这道工序叫作‘浸池推进’。”奥利弗告诉我，“我们采用的鞣革剂只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于意大利的橡木粉，另一种是从拉丁美洲进口的白破木粉。”
这场鞣革的庆典，此时才刚刚开始。我们跟随奥利弗来到了屋外的空地之中。他指着地上一个看来好像水井一样的大坑问道：“猜猜这是什么？”我此时非常庆幸自己不是身处一个挑战才智的电视节目上，这样小众又专业的问题，恐怕连场外亲友团也爱莫能助。奥利弗这才不紧不慢地解释，这是进行“坑浸”步骤的大坑，一座圆坑一共可容纳600张原皮。
所谓的“坑浸”，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在硬如纸板的原皮上开两条细长口，使皮革平整。接着，将原皮放入这个露天的圆坑中，像制作千层酥那样，一张原皮加一层粉碎了的橡树皮，间隔叠放。然后，向这个园坑中的“千层饼”注入“调味汁”——鞣液，任其发酵。它的“发酵期”，是悠长的8个月。
我们的“世界真奇妙”之旅并没有就此结束。下一个“猜猜猜”物体，是一个宛如巨型日本太鼓的大木桶。在这个巨大的家伙里，发酵了8个月之后的原皮，将进行一场“皮肤保养”。从圆坑中重见天日后，匠师对原皮进行脱水、平展，再涂上鳕鱼肝油，放入这个大桶中翻滚，经历了这样“重型按摩”之后，原皮的皮质会得到软化。
“软化护理”结束后，原皮被送入另一个房间，开始“千锤百炼”的锻造。这个过程，是为了让它们变得更为坚硬。巴斯坦鞣革厂使用的老式的捶打机器，需要人手一张张操作才能完成。在隆隆的捶打声中，原皮经过压力重达10吨的锻锤，再也不会发生翘曲。千锤百炼之后，原皮终于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喷染、缎面整理、粒面处理、染色……彻底收拾停当之后，它们的鞣革修炼，才算正式结束。
从牛原皮进入鞣革厂，到最后“出关”，转化成一张合格的鞋底皮，需要花费一年有余的时间。在“时间成本高于一切”的今天，如此漫长的鞣革过程，显得有些奢侈，甚至带着一些荒诞。然而，恰恰是这种厚古的执念，让这个行业得以生存到今天。
离开巴斯坦鞣革厂时，我看着那渐渐远去的矮小房子。当我想到，那些人，在这些房子里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如果算上他们的父辈），只是为了生产一张踩在鞋底的皮，我忽然感到脚上的鞋是重要的。所有值得尊重的东西，都有值得尊敬的“里子”。
面子
一张用在鞋底的皮，一个大众眼中近乎隐形的东西，为何被他们看得如此重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法国作家迪迪尔·范·考委拉尔，在一本书里写到与演员菲利普·诺瓦雷（Philippe Noiret）的一次谈话。当时，他们在讨论将小说搬上屏幕的问题。小说主人公，是一名在一群年轻戏剧爱好者面前冒充前卫电影导演的退休音乐剧演员。“当我穿着威士顿骑马，我的马就和平时不一样了。”菲利普·诺瓦雷说。他旋即补充道：“不过，也许是我自己变得不一样了。”
这句话让作家明白了一双鞋与其小说的共通之处。“一双鞋，对我们的行为，乃至性格会发生影响。我们的对话者，有时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马匹却能察觉到。”考委拉尔说。
“鞋履是反映我们个性的镜子，或者，是我们希望赋予自己形象的载体。它们既可以是灵魂的映射，也可以是视力矫正镜，是一种对诚意欺骗、双重个性和让·谷克多（Jean Cocteau）所珍视的‘真实谎言’的助力。”在这个意义上，踩在脚上的鞋，是一种“面子”。
在巴黎玛德琳娜广场的威士顿店里，有许多被定下来的鞋子，其中一些钱款尚未结清，是来巴黎的非洲青年定下的。他们希望在离开法国之前，带回一双威士顿，却因价格昂贵，只能先付定金。那躺在橱窗里、等待他们结清尾款的皮鞋，是他们衣锦还乡的“面子”。尽管这双“法国总统穿的鞋”，让他承受着省吃俭用的苦痛。法国剧作家萨卡·吉特里（Sacha Guitry）说：“鞋子就和女人一样，那些起初没有带给你痛苦的，总会很快就弃你而去。”——这双鞋，他们应该会穿很久。
这段轶闻让我想起劳伦斯·奥利弗的名言：“我的角色，从鞋子开始。”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便被教育说，看一个人的衣着——尤其是男性——要先看他的鞋。从制鞋者那里，我了解到，判断一双鞋的好坏，应该先看它的鞋底。真正的品质，体现在看不见的地方。人如此，物亦如此。
这便是为什么许多人，宁愿从巴黎跑到几千公里外的利摩日，去换一个鞋底，只是为了让脚上的鞋子穿得更久一些。在威士顿爱好者的小圈子里，有一个特殊的俱乐部组织，叫“钟形”俱乐部。其成员无须招募，也不用遴选，加入与否全凭自愿，却是一个令他们感到自豪的身份。“钟形会员”没有明显的标识加以显示，相互之间却能轻易地认出彼此。
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法子很简单，看鞋底。在这个人的鞋底上，如果看到包围在钟形内的“W”字样，便说明，这双鞋，曾“返回”工坊进行过修理、换底或重新染色，在拥有者眼中，鞋子的价值会因此更高。这种自豪感，就好像是老兵看待自己身上的勋章和伤痕一样。这不是为了扩大人与人之间差异的炫耀，而是创建联系的相互认同。
“鞋履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是对细节的追求，低调不张扬。”特里·奥瑞兹说，作为法国制鞋业的看家品牌掌门人，他为法国鞋感到自豪，“意大利制鞋业也很发达，但从风格上来说，倾向浮夸的细长线条，注重用明亮颜色与配饰体现鞋履的外形设计。英国鞋履的风格与其文化呼应，比较规整而严肃，在设计风格上比较内敛而遵循传统。我们结合了意大利制鞋的浪漫与大胆，又保留了对传统的尊敬，是典型的‘巴黎风格’，看似随意，实则用心。”
巴黎风格的代表作，是一双叫“Le Moc”的乐福鞋。这是“180乐福鞋”的复刻版，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因60年代叛逆青年“阳狮一派”对它的追捧，随1968年法国学潮流行起来，成为时代经典。“乐福鞋最早的设计，是针对社会精英和资产阶级，是给他们穿着的鞋履。在60年代，年轻人从父辈的衣橱中找出乐福鞋，用自己的方式穿着诠释演绎。”威士顿全球艺术总监米歇尔·佩里（Michel Perry）告诉我。
这名位列法国四大鞋履设计师之一的艺术总监，是21世纪丹迪男人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1949年，在学潮兴起的1968年进入比利时艺术学院学习，身上带着成长于60年代的西方人的典型特质。他喜欢绘画，爱好意大利即兴喜剧，喜欢城市，也喜欢村庄。他熟读历史和诗歌、痴迷于摇滚乐和流行艺术，视绝代艳后玛丽王后为缪斯女神，狂热地追求享乐主义。“在我年轻的时候，180乐福鞋是我的梦想，梦想不单单在这双鞋上，而在于乐福鞋代表的60年代生活。乐福鞋是我为了接近梦想而跨出的重要的一步。”
像一个人一样，一双鞋也有它的里子和面子。如果说材质、工艺、历史传承是它的里子，设计、定位和品牌效应便是它的面子。这是从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区分的“里子”与“面子”。我们也可以更简单一些，仅仅从鞋子本身来说“里”与“面”。一双传统的手工鞋，分为鞋面与鞋底两个部分，如果说鞋底是“里子”，鞋面就是“面子”了。这个意义上的“里子”和“面子”，都需要手工技艺做底。
利摩日北部的威士顿工坊，便是生产“面子”的地方。与巴斯坦鞣革厂不同，这是一个现代化了的制鞋工坊，有200名员工，每天完工的成品鞋履约数百双，其中包括为共和国护卫队和国家宪兵队制作的军靴。车间里，4万多双鞋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就像幽深酒窖里等待运输的葡萄酒。从首道皮革剪裁工序，到检验员的最后审核，整个制作过程约经历200道工序。
米歇尔·佩里首先绘制鞋样图稿。制鞋师按照标准制作出鞋样——鞋履的长度以半码计算，每半码有多种宽度，乐福鞋最多可有7种不同宽度。再把木质鞋样改制成塑料鞋样，他们称之为“冷铸”。经过6～8个月的时间，鞋样准备就绪，便可在屏幕上制作鞋履分段比例了。接下来进行的是皮革剪裁，过去使用的平压切断冲模机，已经为激光剪裁所取代。如果技术进步能够带来更高的精度，他们也会选择“离经叛道”。
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传统方法会得到延续。比如，每天下午5点开始在制革车间喷洒水蒸气的传统，就一直被保留了下来。这样做，是为了逼出皮革所含的油脂，使皮革在“湿润”的状态下加工。加湿器在制革师唇间发出轻微的哨声，校准水分含量，赋予动作韵律，给时间打拍子。这个传统，被他们称为“匠师的咏唱”。
充满耐心的整理工序之后，开始的是缝制的舞蹈。这也是制鞋工艺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环节。匠师首先将皮革边缘削薄，把等待缝制的不同皮革部件用胶水组合起来，然后精确地进行车缝。在许许多多针脚周围，匠师做出齿饰、明针和冲孔。最后，徒手打上线结，便可以进行组装了。通过匠师的缝制，一双鞋的“里子”和“面子”得以结合——这个结合能否天长地久，取决于匠师的缝制技艺。
工坊使用的缝制法主要有两种：固特异制鞋工艺（Goodyear Stitching）和挪威人缝制法。大部分鞋子，采用固特异式缝制方法。固特异缝制法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采取的方法是将鞋帮与鞋底缝制在一起。这种缝制法，一直被看作高品质鞋履的代名词。“我们依然坚持漫长的鞋履制作过程。这样的制鞋工艺，在目前的制鞋行业中越来越少。像挪威人缝制法这样的方式，工匠一天只能制作两双鞋。”米歇尔·佩里告诉我。
相较于固特异缝制法，挪威人缝制法是更为特别的缝制法，也是威士顿特有的缝制方式。挪威人缝制法的线形呈三角状，不仅外观美观，而且能够使鞋履缝线真正做到防止渗水。这种特别的缝制法，是工坊一位鞋匠在1930年发明的。
如果条件允许，利摩日工坊更愿意选择子承父业的传统方式。然而，即使是在手工艺得到尊重的欧洲，技艺的传承也是一桩不容易的事。发明挪威人缝制法的跛腿匠师，为了找到令这门独家技艺留传的衣钵传人，坚持工作了40余年。今天，依然掌握威士顿挪威人缝制法工艺秘诀的，只有3个人。
在威士顿的利摩日工坊里，我见到了这三个人的“一个半”。一个上了些年纪的匠师，正在工坊的一角做着“缝制的舞蹈”。他的脚边摆放着各式工具，手上有缝了一半的鞋子。见到我们到来，他友善地笑笑，用法语打着招呼。在他的身边，坐着他的学徒，一个年轻人，他非常安静，一丝不苟地做着手上的活计，并没有抬头来看一看访客是谁。他穿针引线的手，在空中起起落落，拉出一条又一条古老而优美的弧线。
文 何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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