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总是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的自己与世界。这无可避免。因为人类是一种历史存在（historical being），我们的认同、我们认为自己是谁，都与过去有很深的关系。关于过去有很多迷思，有些有用，有些危险，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历史。也许我的研究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但人生就是复杂的，人类的存在也是复杂的。任何形式的简化都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扭曲，被丑陋的政治所利用。
——帕特里克·格里
墓地、人骨与欧洲的起源
见到帕特里克·格里教授之前，我对他的研究抱着一种颇为浪漫的想象。
作为一位中世纪历史学家，他的研究主要涉及5～9世纪西欧人口、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从2013年开始，他领导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地发掘“伦巴第人”墓地，从这些6世纪的古人遗骨中提取DNA，以研究早期中世纪史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即伦巴第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自北向南迁徙的问题。
根据古典后期的史料，伦巴第人是1世纪生活在易北河河口附近的一个人群。在这个名字出现在1世纪的史料中之后，他们就从文献记录中消失了整整300年，直到6世纪初，一个有着同样名字的人群出现在今捷克和匈牙利境内。他们征服了如今属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大块土地，之后又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半岛北部，于568年到774年间统治意大利的一片广袤地区。
是否真的存在从德意志北部到意大利的大规模迁徙？如果是，规模有多大？意义有多重要？移民对当地居民和文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取代了当地居民，还是对其进行统治并快速地与之融合？
在与中国学者的一次座谈中，格里教授谈到“伦巴第”项目只是开始，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一幅5～6世纪的欧洲基因地图，以寻找欧洲内部以及欧亚之间人口迁移的证据。“现代欧洲的基因地图没有显示明显的人口迁徙，但我很想看看1500年前的‘大迁徙’时代，情况是否有所不同？”
格里教授是受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计划之邀来中国访学的。在史学界，以基因治史还是一种非常新鲜、饱受争议的方法，所以他的中国之行吸引了不少中国的同行前来切磋。也正因如此，我才知道，原来国内已经有不少类似的研究，比如吉林大学考古系从1998年开始就与分子生物学系合作展开古DNA的研究，他们有中国最大的古人骨标本库，收藏了2万个古人骨样本，横跨20多个省、自治区，100多个古代墓地、遗址，年代从8000年前一直到明清时期。
那些阴森森的人骨和墓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印第安纳·琼斯和《犯罪现场调查》的调查员。格里教授虽然颇受恭维，但还是摇摇头，说自己的工作更像是“管理一个小型的跨国企业”。
“我们有考古学家在匈牙利和意大利发掘，清洗和处理两处古墓地发掘出来的东西。但这些都是很平常的墓地，不像中国古代帝王的墓地，没有宝藏，只有50个到几百个坟墓，深埋地下，有一些武器，几乎没有珠宝。”
然后，这些提取的古人骨样本会送到位于佛罗伦萨和图宾根的实验室里，进行严格规范的基因提取与测序。提取古人DNA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机生物死亡后，核苷酸的长链条断裂，其DNA会碎裂为数百万个越来越小的片段，同时还会受到其他物种DNA的污染，比如土壤中的细菌。
所以，当科学家从一块人骨中提取DNA时，会将样本里的DNA全部提取出来，但其中绝大部分DNA不属于人类，而属于死后附着在这块人骨之上的细菌和其他微生物。所以，过滤并拼合这些DNA的过程有点像是在玩虐待狂制作的拼图游戏。格里的同事曾经在伦巴第墓地里发现了亚洲基因，大吃一惊，后来才发现因为装人骨的塑料袋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有时候这些DNA里也可能包含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一批科学家从5000多年前的亚姆纳亚人的遗骨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的DNA，从而揭示了几千年以来鼠疫杆菌的起源、进化和传播。
格里教授告诉我，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和人口基因学家一起，盯着电脑屏幕做计算——人类基因组30多亿个位点，原则上每个位点都有各自的祖先，这意味着极为巨大的运算量。
“以前，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是面对历史文献上的几行字，但现在，我们要面对极其庞杂的数据。”这种转变绝不容易，但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多学这些方法，不是为了成为科学家，而是为了成为这些技术“聪明的消费者”，知道如何识别好的科学与坏的科学，并如何将这些技术正确地置入自己的研究。
美丽与陷阱：当历史学遇上生物学
半个多世纪前，当格里还在读高中的时候，他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当时的美国还笼罩在太空竞赛的狂热之下，科学被认为是唯一重要的研究项目，生物学虽然不像物理学那么了不起，但也是值得学习的。但是，当他上了大学，却迷上了历史、哲学与文学，尤其是中世纪抓住了他，因为其中陌生又熟悉的气质——“中世纪与我们这个时代如此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欧美的文化与社会传统都源自于它。即使在当代社会，二者之间的张力仍然充满了创造力。”
50年后，当他重新回到生物学，不再是带着对宏大生态系统的兴趣，而是希望利用基因技术解答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一个传统历史材料（文献和考古证据）无法解答的问题——欧洲中世纪所谓的“蛮族入侵”真相。
在欧洲历史上，很少有比罗马帝国的衰亡更迷人的问题，或者用更时髦的现代术语，罗马帝国是如何“转变”成各个独立的、被视为西方现代各国之先驱的蛮族王国的？
无论是德国学者所说的“民族大迁徙”（V～lker-wanderung），还是法国学者坚称的“蛮族入侵”，数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段时期从帝国边界向腹地迁移的人口的规模、性质和影响。但中世纪史的问题在于，历史学家极少能发现新的文献；考古学家虽然发现了丰富的材料，传递的信息却模糊不明（人们对物质文化的解读往往会大相径庭，特别是在何种程度上墓葬遗物和下葬习惯这类文化标记能反映出民族与社会身份），所以，格里说：“我想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超越简单的文本与考古证据的争论，而基因技术刚好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源。”
提取古DNA技术的创始者是一位叫斯万特·帕珀（Svante Paabo）的瑞典科学家。他的治学之路与格里教授恰恰形成有趣的对比——他最初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埃及考古学家。他对于这种职业抱着一种浪漫的幻想：发现木乃伊、金字塔之类。他甚至在大学选修了埃及学。但梦想很快撞上了现实。70年代德国的埃及学有着强烈的“语言学”倾向，研究的是古代象形文字。他无法想象这样度过一生，于是改学生物学。但对于考古与埃及的迷恋之心不死，他一边做着病毒的研究，一边想着有没有可能从千年干尸身上提取基因。如果可以，这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研究历史的方式。
1997年，他带领一群科学家从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人骨中提取了数百个DNA，震惊了全世界。
此后，惊人的消息接连不断。2010年，他们先是破译了尼安德特人的全部基因组。在与现代人类的DNA做了全面比对之后，发现除非洲人之外的几乎所有现代人身上都有1%～3%的尼安德特人DNA。
几个月后，他们又从西伯利亚洞穴里一个7岁小女孩的指骨（3万多年前）中提取到完整的基因组序列，发现属于一个全新的人类种群——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一样，丹尼索瓦人很可能也在与智人的竞争中灭绝，但他们一小部分的基因仍然流传了下来，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人是现代人类中唯一还带有显著丹尼索瓦人血统的人群。
斯万特·帕珀的兴趣在于进化——关于现代人如何离开非洲，散布到世界不同大陆的各个角落，怎样一步步产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样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基因变异如何影响人们思考、表达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比如消化牛奶（乳糖）的能力——这是一种典型的变异，成年人类本来不能吸收乳糖。
格里教授的兴趣则在于“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某一中世纪墓地里的死者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墓葬是如何组织的，按照血缘、性别、身份或者其他形式？具有某种特定文化传统（包括衣物、墓葬等）的社群与另外一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相邻社群之间是否有广泛的通婚现象？”
事实上，将基因技术应用于2000年以内的人群，这在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2000年尚不足以构成进化意义上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现在，整个欧洲人口的基因结构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最近几年古基因提取技术的进步神速，科学家已经能得到越来越多的数据，进行越来越精细的分析与比较。他们还在尝试将基因分析应用于更短的时间段内——几十年或者几代人的时间。“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很接近法政基因学了，就像你在《犯罪现场调查》里看到的。”格里教授说。
当第一批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同一个墓地里，有两个人的基因与其他所有人的基因构成都很不一样，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这美吗？”他问，“这不像打开墓门，发现美丽的东西。但这是新的证据、新的知识。如果我们不做这个研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而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基因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
格里教授的第一本书《中世纪偷盗圣人遗骨的人》（Furta Sacra：Thefts of Relics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是关于中世纪偷盗圣人遗骨的窃贼，其中有盗墓的僧侣、洗劫教堂的商人、到处搜寻罗马古墓的文物贩子等等。
我问他，如今他是不是也像当年中世纪的小偷一样，很想得到那些圣人的遗骨？
他笑着说：“是的，也许我们会发现那些遗骨根本不是人骨。或者看看散落在不同教堂里的同一个圣人的遗骨是否真的来自同一个人，大概也会很有意思。但我不确定它有多大的历史价值。我一向更感兴趣人们如何看待这些遗骨，这些盗窃行为背后的社会与文化背景，而不是这些遗骨到底是什么？”
同样，在今天这个对身份政治多少有点偏执的时代，人类血统不仅仅是生物学的问题，而是高度跨学科的问题——事关人们如何思考自己与祖先、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思考“我是谁”，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其中必然涉及不同族群、身份的认同，以及社会制度、权力关系和文化背景。
是的，基因能告诉我们文献无法提供的许多信息——比如这些人的外貌、社会结构、亲属关系、健康状态等等。
但是，也有很多信息是基因无法告诉我们的，比如动机、思想……
文献记载，伦巴第国王阿博文离开潘诺尼亚地区（Pannonia，范围包括今天的匈牙利西部、捷克和奥地利东部），南迁意大利。
“我们有一个名字、一个国王、一个起源神话。也许不正确，但这些文献告诉我们为什么和他们是怎么想的。据说一个对皇帝不满的罗马将军邀请阿博文一起进攻意大利。打败了之前的统治者——Gepid国王之后，他娶了国王的女儿，割下国王的首级，做成了一个酒杯。在一次酒席中，他喝醉了，对他的王后说，‘为你父亲的记忆干杯’。于是，她谋杀了他。”
“这是一个好故事。它真的发生了吗？我们不知道。但这个故事一定对伦巴第人很重要。因为他们在讲述和传递这个故事。这些故事里有他们对于自己最根本的理解。”他说，“你不可能在基因里找到这些故事，你也不会找到那个头颅做成的酒杯。”
在给北大学生的一场讲座里，格里教授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解释以基因治史的陷阱，而不是机会。
他认为，基因技术的确产生了大量的新数据，但这些数据并非解决历史问题的终极方案，也不是就比文献或考古证据更准确可靠。“所有的证据都需要人的阐释。对任何一种数据而言，这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而基因数据尤其如此。”
比如遗传学家倾向于以自然单元来对待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对其背后复杂的语言、政治、文化元素视而不见。正如英国遗传学教授马克·乔布林（Mark Jobling）在《皇家学会哲学交流》（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的一篇文章里中所写的：
基因学家在数据里观察到一种模式，并寻求解释时，一般会跑去图书馆，找出一本历史书，找到一段关于过去的历史，似乎这样就可以解释他们看到的这些模式。
比如，2010年，一群韩国科学家宣称在蒙古东北2000年前的匈奴贵族墓地发现一名“西部欧亚人”，并由此推论“匈奴人的种族宽容”。而他们的依据只是在该男性DNA中找到Y染色体R1a1和线粒体U2e1。基因分析真的能证明一个人来自欧亚大陆的某个特定区域吗？能证明他说印欧语吗？能证明匈奴人的种族宽容吗？
事实上，不只遗传学家如此，文学、神学、哲学、历史，太多的著述和研究都是简单地从往昔选取材料以确认当前的偏见。所以，就他自己的研究而言，最大的陷阱可能就在于，认为他们正在研究的这些人骨就是“伦巴第人”。
“你很难不谈论‘伦巴第墓地’，但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给我们的样本赋予历史的、政治的或民族的标签。”
历史文献上说，伦巴第国王统治这个区域，这是否意味着他统治下的所有人都是伦巴第人？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墓穴里发现符合伦巴第风格的武器、珠宝、墓葬仪式，但这能说明这些遗骨的主人认为自己是伦巴第人吗？或别人认为他们是伦巴第人吗？也许伦巴第只意味着精英武士，而社会其他阶层有别的身份？万一“伦巴第人”是一种政治派别呢？就像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你能从基因上判断谁是民主党，谁是共和党吗？
即使尼安德特人、纳图芬人、雪维洞穴、哥贝克力石阵，都不过是现代人为他们取的名字。我们也许在他们的墓穴里发现了某些典型造型的生活用具，但我们对于他们的信仰、梦想一无所知。他们使用同一种陶器，就意味着他们认同自己都属于同样的社会吗？
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现在一场灾难突然将北京埋于地下，1000年后才重见天日，未来的人们以北京地下出土的汽车残骸来推断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们会以为21世纪早期的北京是被日本人占领了。为什么？因为你找到了无数的丰田汽车残骸。然后，他们还会推断，日本人口扩散到全世界，因为日本汽车无处不在。
当然，听到这里，人们也许已经开始打呵欠了，冲着“解密历史”而来的媒体也已经失去了兴趣：你们到底是不是研究伦巴第人？
“我们只能说，我们研究的是6世纪生活在罗马帝国边境的军事人口，我们在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使用这种墓葬风俗的人口与同样区域里不同墓葬风俗的人之间的关系。至于这些人是谁、哪些是真正的伦巴第人、今日意大利人中哪些人是伦巴第人的后裔、蛮族入侵是否摧毁了罗马帝国、欧洲是否应该改变当前的移民政策，这些都不是基因研究能够回答，或者应该回答的问题。”
对他来说，这项研究的魅力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也许会推翻他们之前所有的想法，或者实验根本无法导向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但这是一场赌博。
“很有可能，我们找到的不是什么纯粹的族群，而是非常非常混合的族群。在考古学家所谓的‘伦巴第人墓地’和传统罗马墓地里的人之间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基因差异。这意味着什么？伦巴第侵略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吗？还是说，罗马与伦巴第的区别不在他们的身体里，而在他们的大脑里？”
“我们必须意识到，将基因/生物学带入认同的讨论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他告诉我，“尤其是当欧洲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的时候。”
2010年匈牙利国会议员秋季选举之前，极右翼政党（匈牙利国会的第三大政党）的一个候选人请一家名为NagyGen的医学诊疗公司为他做DNA测试，以证明他没有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血统，而是一个纯种的马扎尔人。这份测试报告宣称，在该候选人基因组的18个点上的检测表明，他的祖先中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吉卜赛人。
两年后，法国总统竞选，又有候选人在陈述中提到：法国人都曾在496年接受国王克洛维斯一世的洗礼，1500年过去了，这一群人薪火相传，其熟悉的身份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言下之意就是，那些祖先没有受过克洛维斯洗礼的人（如犹太人和穆斯林），便不是真正的法国人。
是的，人以群分，但分群的标准各不相同，比如家族、阶级、宗教。
耶稣的早期追随者说：“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所有人都是基督奥体的一员。”也就是说，在宗教身份面前，这些古代社会最根本性的差异都不算什么。
因为某种历史原因，从19世纪开始，在欧洲，寻求与过去的祖先的认同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对中世纪有一些很浪漫化的想象。他们阅读关于这些古人的文献，在帝国内部寻找自己的身份。他们自认为属于一个遥远过去的纯粹族群，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可以将民族的源头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法兰克、伦巴第等英雄祖先。这些祖先在蛮族入侵罗马的时候来到欧洲，在这里占领了神圣的领地，从此也拥有了对这片领土永恒的权力。
于是，对于欧洲人口起源的理解变成了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出于对这段历史以及由这段历史继承下来的权力的信仰——关于他们与祖居土地的关系、与邻国的关系，人们不惜兵戎相见。他们会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继承了历史，也继承了朋友和敌人。”
“这种信仰一直被政治家、演说家、宗教领袖们反复利用，在其中寻找某种政策、理念、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某种角度而言，欧洲三场可怕的战争都与它有关。”
比如1870年的普法战争，争端始于拥有丰富铁矿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人认为那应该是德国领土，因为那里的人民是德国人，说德语；而法国人则说，身份不是由血缘或语言决定，而是由人民的意愿，由政治和文化身份决定。
“一战”始于欧洲南部和中部的民族解放运动。奥匈帝国的崩塌伴随着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一样的族群，拥有独特的语言、历史、文化，因而应该享有独立的政权。
“二战”的爆发原因有很多，但种族主义是其中之一。“日耳曼民族是优越、高级的人种，犹太人、吉卜赛人则属于劣等人种，应该被消灭或奴役。”这时候他们强调的是身份的纯粹性。
主笔 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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