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江涛
1917年，经学大家钱玄同对文学革命最早声援。其激烈极端的性格与主张，使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得以迅速扩张。
1917年1月，30岁的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看到胡适刊登在《新青年》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后，接连给陈独秀写了两封信。
钱玄同（右）与妻儿合影（摄于1937年）
在不及细察胡适观点的第一封信中，赞赏之外，钱玄同一出手便提出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句后来在文学革命中传播最远的口号。“反复细读”后的第二封信，钱玄同推举胡适“不用典”的议论最为精彩，但他不满足于胡适“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的温和态度，认为“反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
来信让陈独秀和胡适格外激动，陈独秀在回信中称：“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愁国之不景从也。”要知道，年纪不大的钱玄同出身书院世家，1906年留日期间，便师从古文经学大家章太炎，1912年又问学于今文经学家崔适，兼通古今，精研“小学”，能得到这样来自旧学名流中的声援，自然让胡适他们欣喜不已。
钱玄同的响应并非一时兴起。他早在1904年便与朋友创刊《湖州白话报》，1910年又协助章太炎编辑光复会的机关刊物《教育今语杂志》，1912年在家乡湖州创办《通俗白话报》。不过他参与的这波晚清之际的白话文运动，并非后来“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因而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其缺点正如胡适1922年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所分析的：“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早期的白话训练之外，1917年前后，钱玄同的思想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轨迹，直接表现于他的名字。钱玄同本名钱怡，留日期间受“排满复汉”思想影响，改名钱夏，字中季。而使用“玄同”之名则始于1916年9月，因为号“疑古”，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以示其疑古辨伪的思想倾向。1914年起，袁世凯颁令尊孔，康有为宣扬孔子为“中国之教主”，为其复辟造势，不久，钱玄同便先后目睹1915年的洪宪帝制，还有1917年溥仪13天的复辟闹剧。这两件事情让钱玄同大受刺激，正如他早年同上章太炎课的同学周作人晚年所分析的：“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最后归结于毁灭古旧的偶像上。”
正缘于此，钱玄同极为认同陈独秀发表在1917年《新青年》3卷3号上《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的观点：“我们要巩固共和政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从此，激烈的反孔思想再无变更。
林毓生在《思想与人物》一书中曾分析“五四”一代：“最基本的冲动是一个功利的冲动，而不是一个人文的冲动。功利的冲动导致我们学习西洋的时候，常常发生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钱玄同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不仅认为中国“旧小说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而且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不过，他那时更加激烈的主张要算直接废除汉文，代以语根精良、发音整齐的世界语。
1918年3月14日，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其缘由正是1917年前后他思想上的巨变。此前，由于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合演“双簧戏”，以痛快批驳拟想中的新思潮反对者，再加上其废除汉文的主张，让钱玄同连同《新青年》杂志一起，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自称“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古文家林纾，怒不可遏，乃至在1919年2月的《新申报》以文言小说《荆生》影射咒骂。小说中人物金心异被丑化为“怕死如猥，泥首不前”。金对钱，心对玄，异对同，影射之人显然正是钱玄同，从此他在朋友间便多了一个诨名“金心异”。
由于“废除汉文”一说受到广泛攻击，陈独秀在1919年1月15日的《新青年》6卷1号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面为钱玄同开解，“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一面表明态度，“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
激烈的反對意见背后，研究“小学”出身的钱玄同，极为重视文字语言的改革。1917年6月，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钱玄同提出应用文“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的汉字拼音化、拼音标准化成为他毕生努力的方向。也是在钱玄同的坚持下，《新青年》从4卷1号起全部改用白话，并引入新式标点。
1917年的钱玄同，注定成为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除了对文学革命的猛力推动之外，也正是他通过一次长谈，劝动鲁迅出来写文章，才有了发表在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周氏兄弟与钱玄同都是1908年章太炎在日本《说文解字》课堂上的学生，尽管后来由于性格原因，钱玄同与鲁迅生出间隙，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三人私交都非常好。
1917年前的三四年间，鲁迅正处在一段沉闷的低潮期，除应付教育部的差事之外，大部分时间坐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抄古碑，辑古书，读佛经。钱玄同不时来找鲁迅长谈，据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钱君从（1917年）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
两人其中的一次长谈，涉及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铁屋子”隐喻，并直接触动了鲁迅再次动笔创作。这一经典场景被鲁迅生动地记录在1922年12月的《呐喊·自序》中。在鲁迅笔下，钱玄同的形象跃然纸上：“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一天晚上，钱玄同翻着鲁迅的古碑钞本发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鲁迅答道：“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向来抱着功利主义思想的钱玄同继续发问，鲁迅只好说：“没什么意思。”钱玄同随口接道：“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其时，钱玄同正热烈地投身于《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讨论中，虽尚未参与编辑工作，但也热心于帮忙约稿。
不久，钱玄同成为《新青年》的轮值编辑。据李可亭在《钱玄同传》中的统计，鲁迅与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的作者中发稿量位居前两位，分别为26篇和22篇。与鲁迅多数为杂感文章不同，钱玄同的通信则占了多数，这无疑也是他在当时社会影响力的体现。
钱玄同（1887～1939）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过去之后，投入更多精力于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字母注音、文章加标点符号、版式横排、数目用阿拉伯数字、采用公历纪年，举凡惠及今日语言文字习惯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他的影响。1928年，钱玄同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和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
而他固执而率真的做派从未改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滞留北平的钱玄同复名钱夏，不做敌伪的顺民。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参考资料：《钱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钱玄同传》，李可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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