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我父亲出走的纪念日，我在大学的宿舍里开始创造一种两个人的语言。当我恋爱时，我与我的那一位，要用这种语言交流。除了我们，任何人听不懂。
与英文相比，汉字在演变过程里，因为吸纳和简化的双重挤压，失去了一些字和词的本意。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创造出一套基本会话语系，掺杂了希腊文、英文、古汉语和吴地方言。这些字、词都有确切
我在创造这套语言的过程里，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当然，我也没有谈上恋爱，我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用着我自己创造的那套语言。别人都说我是疯子，他们知道什么！疯子才会真诚。有一年我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看见一位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女疯子，她非要说她边上的男青年是她的恋人，男青年和他的家人只是笑，周围的人也是笑。她也不急，只是十分肯定地说，他就是我的爱人，不信，我俩抽血化验。
我大学毕业后就改了名字，姓我妈妈的姓。我剪去了长发，染了红发，艳丽的口红和深色的眼影，让我看起来像另外一个人，前卫、张扬，彰显外表，封闭内心，让平庸的男人望而却步。我夜不归宿，吃喝无度，身边永远拥着一群比我大五岁或者小五岁的男人。几乎每一个乌黑的或者有些透光的夜里，我被命运的无名之风驱动，怀着无边的希望，在城里城外到处飘荡。
我的变化是我要的，我是所有人的陌生人，我也是我的陌生人。
一切都要从今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说起。这一天，太阳五点三十二分升起，六点十分落下，然后就是秋虫啾啾，晚饭花飘香。我今天是回来吃晚饭的，妈妈说，难得啊，晓得回来。家里没你吃的东西。我不和她拌嘴，去睡觉，她跟进来，把一张折叠成豆腐干大小的纸条放在我的床头。
这张纸条和我是老熟人，它隔三岔五就来到我枕边，一两天后又回到它主人那儿去。我也总威胁妈妈说，恼了就要打开看它，我一看过，就要离家出走，四海为家，过我喜欢过的生活，就像爸爸一样。说是这么说，从未打开看过。
她是写给我爸爸看的。
这次，我打开看了。上面什么字也没有。
我三岁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也有晚饭花。我爸爸出去散步，再也没有回来。数不清的人在这儿在那儿见到他，我和妈妈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妈从此即落下一个病根，时不时地淌几滴眼泪，再自言自语说，他到底是什么人？
后来变成：我到底是什么人？
再后来变成：我到底是什么东西？
每当她说出“东西”这个词，我就浑身冰凉。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起，我觉得经常在上学的路上碰到我爸爸，他以异于常人的目光注视我，打量我，流露出惊叹、赞赏和深爱。我不认识他，但我认识这样的目光。我在这样的目光里一天一天长大，就像小苗沐浴阳光。
现在，我在妈妈的白纸上写下我的名字，象征我与她的分离。
我看到她的眼睛里露出胆怯和畏缩。我不容她求饶，拿上我的衣服和包就走。我打开门，她忽然说，忘恩负义的小畜生，你去找老畜生一道混日子吧。
她明明想说，孩子，你去把你爸爸找回来吧，两个人一起回家。可她偏要说得血淋淋，我也没办法。
出了门，我想起多少年被妈妈压抑的生活，不由得指着门骂，男人离家出走十九年，你到现在还搞不清他为什么要走。一个劲地怨，怨怨个屁！
我们家住的是老街坊，我一骂，邻居那里就有了动静。谁隔了窗户鼓励我说，骂得好！
我去了“艺文斋”，这是一所三层楼的房子，一楼是玉石展厅，二楼是书店，可以喝咖啡。三楼应该算是文艺沙龙。卫大写平时就住在三楼的房间里，他看了我一眼，就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接着叫来了他的弟弟卫小写。王健夫和连凯随后就来了，最后来的是毛度。他们五个都有绰号，我们平时都把大写和小写叫成大榔头和小榔头，毛度叫毛豆。毛豆带来了超市买来的卤蛋、鸡爪、水晶肴肉、牛肉干、豆腐干、茨菰片、可乐、冰淇淋、棒棒糖。小榔头打开了大榔头的酒柜，拿出六瓶我们一人喝了一瓶。这个夜晚就变得豪气冲天了。清晨两点，我们分手时刻，王健夫和连凯搂着肩膀，喊着，罗北妮，我们要强奸你！两只拖鞋从对面的楼上空降到他们的头上。大榔头跟着小榔头打的回家。毛豆骑的是自行车，他小声地对我说，罗北妮，我们当中，你总归要选一个的，不然的话，我也想强奸你。我们都想强奸你。我刮了他一个耳光。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找到一个想要的男人，他们没有一个像我爸爸，既没我爸爸那样英俊干净，又没他那样爱我。毛豆说，你好好想一想。
大榔头小榔头不是一个妈养的，但他们有同一个爸，他们的爸是我们市的副市长。大榔头自学成才，是我市的玉雕专家，小榔头是哈佛的高材生。王健夫刚继承了父母的企业，连凯的爸爸还在部队里，中将。毛豆是一个画家兼作家，他的显赫的家族可以追溯到西晋。
我不高兴想，我很累，和衣躺了。睡前，我的脑子里飘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我的未来，是否还有希望？
第二天上午七点多，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一个瘦小的笑眯眯的老太婆，手里抱了一只小而扁的枕头，嘴里叼了一支香烟，门一开，香烟掉落一大截子烟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