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长松接过主席的话表态，一定的，这件工作很重要，我们会抓紧办。他的话一出口，人大代表中有人暗地里哧哧笑。
刚刚送走客人，教导员的电话就打过来。他们找到了吴海亮，麻烦是吴海亮刚刚在县医院割完包皮，医生说住院消炎至少要三天时间。段长松说，割包皮不是什么大手术，先把人带走，消炎的事让看守所的狱医去做。教导员说，医院不同意把病人带走，主治医生说他眼里只有病人，没有犯人。还说要带人也可以，警察必须留下书面保证，病人出了任何意外都不关医院的事。这样的保证书教导员不敢写，他请示段长松该怎么办。段长松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医生的意见要尊重，但案子等不起。他告诉教导员，按程序办好法律手续，然后陪吴海亮在医院住下，终止他和外界联系，除了医生，不让别人接触他，方便的时候可以做好讯问笔录。
吴海亮太嫩了。
警察想要知道的事情，只要他做过的、知道的都招了。他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问题是祝根狡猾大大的，吴海亮知道的太少。
祝根从牢里出来才两个多月。他出来后一无所有，还是决定干老本行。上次进去前，他只是别人手下的一个马仔，老大把许多事情都瞒着他，每次他出力最多，最后只分到很少的赃。现在，他吸取上次的教训，准备物色一个得力帮手，自己当老大。当是时也，月亮坪村的吴海亮辍学后成天东游西荡，做梦都想天上掉钱，他弯腰就能捡钱。他俩一拍即合，真他妈的缘分！分工是明确的，吴海亮负责踩点和提供信息，销赃分赃的事祝根说了算。干这行是有规矩的，不该知道的少打听，这是最起码的一条。所以，吴海亮很听话。吴海亮连吃三回“窝边草”都顺利得手，尝够了甜头，割包皮的钱也有了，他很感激祝根。段长松注意到，关于作案用车和销赃的情况，吴海亮一问三不知。他说，他负责望风，祝根上手后径直往公路上去，他就回家睡觉了，司机和四轮车都没见过。他还说，老大说他年轻，耳根子不硬，嘴皮子不紧，松得跟寡妇的裤腰带一样，刚出道的人都这样，知道的越少越好。
祝根被刑事拘留关进看守所，吴海亮的刑拘手续也批了下来，只等他的包皮手术消炎结束，警察就给他换“环境”。虽说系列盗牛案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祝根、吴海亮一伙盗窃耕牛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哪怕就是月亮坪村的黄牛一案，都够他俩喝一壶了。余下的工作，段长松准备交给教导员去办，他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强奸案上。这件事拖不起了，人大主席一年难得登门一次。这件事如果让他惦记并再次登门准定不是好事。
七
段长松悄悄站在吴瞎子房门口时，听到了张寡妇嘤嘤的啜泣。
段长松原本是想悄悄接触吴瞎子。吴瞎子上次主动说他是段长松遇到的“贵人”，吴瞎子的话那么自信，必有他自信的理由。段长松是职业警察，他思辨严谨，行事果敢，侦查破案只忠于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从不轻信来自生活中的某些偶然和奇迹。可现在案子积压，陷入困局，段长松就不由得想到了吴瞎子。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机关算尽，到头来极有可能在一个瞎子面前戒备松弛，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段长松有必要知道一个瞎子到底能帮一个派出所长多大的忙。另外，吴瞎子的通话记录显示，月亮坪村黄牛案发的当晚，祝根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段长松恰好发现吴瞎子那天晚上不在地下室，第二天早上还见到了吴瞎子胶鞋上的黄泥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情况，在吴瞎子近期的联系人中，居然有仇老师。电话是仇老师主叫吴瞎子，时间正好是强奸案发的次日凌晨5点多钟，后来还有过两次。这个时间节点太过敏感，段长松不关注不行。这些情况都和吴瞎子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段长松隐隐觉得吴瞎子的疑点在上升，不排查清楚不行。段长松办案子就是这样，他的灵敏的嗅觉常常能闻到别人嗅不出来的气味，他对所有关系人的任何疑点从不放过。他反对那些想当然的经验，他也不把破案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科技手段上，他相信笨办法往往就是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