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能够迅速发展成贸易大国，同样得益于他对室利佛逝传统的继承。其中之一便是继续承认中国对它的宗主关系。1403年，明朝永乐皇帝登基，他采取了和祖辈相同的政策，只主张以政府的形式来进行商贸交往。根据《明史》记载，1403年（永乐元年）10月，朱棣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马六甲古名），赠送其国王礼物，“拜里米苏拉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据《明太宗实录》里讲，朱棣大加赞赏，谕礼部臣曰：“先王封山川奠疆域，分宝玉赐藩镇，所以宠异远人，示无外也。可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立碑其地。”亲笔写碑文和赐以铭诗，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中国对马六甲的关注赋予了这个新的贸易中心以地位和声望，同时使它免受邻国暹罗的侵扰。
马六甲由于商业设施发达，对过往商人也很有吸引力。一个例证就是马六甲王朝协助郑和船队进行“官场”的修建。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船队巨大，需要在中途有一个物资的存运站和补给站，他便根据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和所提供服务的便利程度，选择了马六甲。按照推测，郑和的“官场”位于马六甲河的左岸。郑和的随从马欢在《瀛涯胜览》里描绘“官场”的盛况：“中国宝船到此，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只是面对今天一条不到20米的马六甲河，很难想象郑和的庞大船队如何从这样的河道里鱼贯而入。
还好现在河左岸的甲板街上有间“郑和文化馆”可以弥补一些想象的空白。这里的讲解员说，馆长陈达生也是一名商人。本来他想在这条街上来修店铺，没想到在施工的过程中挖出了一些碎瓷片。于是请专家鉴定，认为此处就是“官场”所在地，里面曾经有的几口老水井，也被认定是提供郑和及其水手吃水所用。不过另外一位郑和研究会的成员就告诉我，左岸很大一片地下都有埋有瓷片，“官场”的位置不一定就是文化馆的所在，“并且这些瓷片都是明末清初的，明初的很少，还没有官窑的瓷片。作为明成祖的特使，怎么可能不携带任何官窑？”没人能很好地解答这个疑惑，或许是当时官窑数量极少，全部作为礼品馈赠给各国皇族，或者是埋藏得更深没有被发现。这些都不妨碍“郑和文化馆”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文化馆的展览是关于正史以及野史一切虚虚实实的汇总。它里面空间奇特，还有一只长颈鹿突然从二楼探出头来——那是郑和到达东非后当地人进贡给明朝皇帝的“麒麟”兽。
马六甲王朝的兴盛还与一个室利佛逝所不具备的原因有关：拜里米苏拉在1414年72岁的时候皈依了伊斯兰教。在他的影响下，以后的马六甲统治者都信奉伊斯兰教。第四代国王穆扎法尔沙当政后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又把国王的称号改为苏丹。为什么是伊斯兰教？统治者看到它能带来经济的繁荣。阿拉伯商人沿着印度洋南下，进入马六甲海峡，首先带来的是伊斯兰教在苏门答腊岛西北沿岸的传播。那里有个叫须文达腊·巴赛的村庄第一个皈依了伊斯兰教，很快成为穆斯林商人的荟萃之地。马六甲国王也想仿而效之，把穆斯林商人吸引到马六甲来。他们为穆斯林商人提供了种种商业特权，还专门为他们兴建了住宅区和清真寺。统治者能够迅速接受伊斯兰教，当然也和它本身的教义相关：当时流行于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是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对于早已深受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熏陶的海岛地区，包含着印度神秘论和哲学思想的苏菲教派听上去并不陌生，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以新的词汇表达旧的概念，让人感到它不纯粹是一种外来宗教，因为能够被广泛传播。
总之马六甲苏丹王朝在15世纪时已经成为马六甲海峡上一个耀眼的王国，如果没有外力干扰，它绝不会短暂如流星一般只存在一个世纪。正在马六甲王国最繁荣之时，葡萄牙人来到了这里。
在马六甲河边有一艘按照原比例仿做的葡萄牙“海上之花号”大型远航船，里面是马六甲海事博物馆的所在。这艘船在从暹罗前往葡萄牙运输货物的过程中在马六甲海峡遭遇风暴沉没，今天仍旧躺在海底。一位美国的寻宝专家估计，这艘船里装有约20个铁柜的宝石，从半英尺到拳头大小的都有。在马六甲城游访的过程中，我几次在烈日下走过“海上之花”的旁边，常会望着它雄伟的船头、高耸的桅杆陷入遐想。它巨大身躯投下的阴影仿佛是马六甲城命运的一个隐喻——葡萄牙人改变了马六甲的发展进程，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导致马六甲作为港口的衰落，但却带来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后马六甲以缓慢的速度坠入深渊，这个过程又花了300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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