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纵观我们的历史，古代的“丝绸之路”很少出现海上和陆上同时繁荣的景象。张骞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不行;郑和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不行。而我们今天提出的“一带一路”是要同时繁荣海上和陆上的西行通道。
中国需要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提出我们自己的标准和话语权。全球在“一战”前后盛行殖民体系，在“二战”以后形成联盟体系，但这些都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形势。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国家，却奉行不结盟政策，提出与作为海上霸主的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就要求中国提出21世纪海洋合作新理念，创新航运、物流、安全合作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权、共建共享港口等方式，推进海上与陆上丝路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贵在“21世纪”：表明中国既不走西方列强走向海洋的扩张、冲突、殖民的老路，也不走与美国海洋霸权对抗的邪路，而是寻求有效规避传统全球化风险，开创人海合一、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海洋文明。
“一带一路”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搭起了两条经济带，让世界更均衡发展，推动内陆文明的复兴、海上文明与内陆文明的对接。中国要崛起，必须有创新性的体系，必须提出我们制度性的标准和国际话语权。
这里的标准包含几个层面：一个是产业标准，中国的产品有非常大的市场，我们应该让自己的产品成为世界标准。所谓一流的企业争标准，中国企业以后将更多直接在海外生产、海外销售。目前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700多万，数量相当于欧美日每年新增工程师的总和，我们培养出了足够多的人才来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帮助我们自己建立产业标准。
第二是中国应该逐步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改变过去粗放型的贸易方式。我们过去的贸易方式是在做加法，有了金融属性的贸易才是在做乘法。
第三是我们应该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标准。WTO是对传统经济领域的规范，里边涉及的投资内容很少，像电商等新兴领域更是没有涉及，再加上WTO现在有160多个成员国，这也导致谈判成本特别高，这种游戏规则不太容易有效持续下去。中国有6.8亿网民，我们能否搞一个e-WTO？
以前我们眼里看到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么结盟，要么不结盟，非此即彼。现在中国需要在这两种关系之间再提出一种新的建立国际贸易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打造战略支点国家、支点地区谋求发展。
对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我们以前的表述是“全球化发生在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外贸上大进大出。现在我们提出“中国在塑造全球化”，中国在外贸上要优进优出，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进口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的产业升级。
“一带一路”将带动中国的高铁、航空、航海、电信、能源开发、大型设备租赁等多种产业，我们出口的不仅仅是设备，还要把服务带过去。以前我们总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其实不应该是“走出去”，而是“走进去”，要走进海外市场，产业链、服务等都要实现当地化、落地生根。
外交开始“奋发有为”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到你在阐述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时，特别强调要“抓住欧洲”，为什么欧洲对于我们推进“一带一路”政策如此重要？
王义桅：“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全方位国际合作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旨在覆盖欧亚非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口。欧洲国家拥有高端技术，而中国制造能力及高端技术市场化能力非常强，两者只有结合才能规避不必要的竞争，赢得更大市场。中欧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也是国际产能合作的系统效应体现，市场前景广阔。一个典型例子是：法国核能技术世界最优，80%的电能是核能，而中国在建核电站占据世界37%，具有最成熟的建设、管理经验，中法合作开拓第三方核电市场，可谓完美组合。当性价比最高的中国核电装备，装上技术最优最安全的法国“核芯”，甚至赢得了英国的核电市场，实现从“双赢”到“三赢”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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