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有国际先进技术、有话语权，中国需要抓住欧洲。中国应该进一步与欧洲合作，稳住美国。我在2006年写过一篇文章谈到“防止美国过快衰落”，一些人并不理解我的意图。我要表达的意思是，现有的国际旧秩序还需要美国冲在前面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尤其是站岗放哨，美国的过快衰落会使得我们失去发展的黄金期。中国与欧洲合作则有利于双方的共赢。
这种共赢有相当的互补性，过去一些欧洲国家或公司不愿意将核心技术转让给中国。可是技术如果不与市场结合，就会失去生命力，缺乏在应用中不断改进的动力。比如德国的磁悬浮列车，实际上失去了打开中国市场的机会，我们自己建造的高铁已经非常强大了，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所以虽然欧洲有技术，但是中国拥有最强大的技术市场化能力，欧洲技术与中国市场化能力相结合，对双方都有利。另外中欧可以开展海上合作，欧洲在大航海时代的领先地位，使得欧洲成为当今航海规则的制定者。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地区的港口建设、航运方面合作。与欧洲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现在的格局，中国外交是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格局的转变？
王义桅：世界力量格局已经不是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这么简单，大国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中国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的大国悲剧。中国代表新兴国家，美国代表传统的发达国家，两者之间的权力转移或合作不仅关系到两个国家，而且关系到两种秩序、两个世界的构建。此外，大国里面还有金砖大国、中等强国，所谓中等强国就是10个到20个类似澳大利亚、韩国、墨西哥、加拿大这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既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不是日本、印度和德国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通过积极外交与不结盟外交，它们可以用美国做不到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周边战略则是分清轻重缓急，安全上东边比较吃紧，那么西边就多推进一些，南边搞合作。所以，从策略上说，外交开始以我为主，告别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的阶段。
亚洲新安全观就是命运共同体的体现，要解决周边的一些麻烦，找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长远相处之道，外交就从原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发展和安全两轮驱动。这个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多个方面，比经济发展更广泛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在倡议自己的“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应该怎样协调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让我们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支持呢？
王义桅：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这也就是要增加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地位，制订游戏规则，提出新的概念、新的倡议，赢得国际社会支持。所以，无论是“中国梦”、“一带一路”、“亚洲新安全观”，都是跟以前不同的阐释。以前很多年都讲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只是关于自己的阐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没有一个清晰界定。现在我们更辩证，更平衡、全面了，强调自己走和平发展道路，别的国家也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我们宣扬的东西一定要有通约性，正好也是别人的心声，不能只讲自己怎么样。比如，“一带一路”不要讲是中国要推进的战略，而要讲是中国的伟大倡议，是与沿线国家及国际利益攸关方一起商量的区域合作规划，也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回馈国际社会的合作主张。
三联生活周刊：由于“一带一路”涉及的地域广大，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又很不一样，再加上很多项目的投资周期长，运行和维护都不容易，这样使得不少人也担心“一带一路”实施中会遇到的风险。
王义桅：“一带一路”确实面临着风险和挑战，这些风险首先是经济风险，包括投资、税收风险等;其次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特指政治冲突及大国的政治角逐，包括这些国家国内政局不稳;安全风险则指国内与国际安全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等;法律风险，包括国内与国际法的风险，比如南海地区的国际海洋法适用问题;道德风险，包括中国产品质量、项目及中国工程建设人员素质等问题。这些风险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也需要我们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的倡议，有效推动全球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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