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写的诗，陶冶都忘了，但她说了一句话，陶冶一直记忆到今天：“她说，这种东方的意境给了她在西方这样一种绝望的瓶颈当中的一线希望。”
“所以我明白了，我们这个时代，被西化得太严重。”
陶冶在全世界演出，最大的感受是，人性都是一样的。“不同的环境、地理位置、发展方式，可能梳理出来不同的制度，这个制度可能造就了社会的发展状况，但是人性都一样，你没有什么可以低头的。但是西方人往往在这100多年的历史当中，高高在上惯了，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已经影响了全世界，我们也已经接受了。从另一个角度，你接受了，还能长出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思考，这个恐怕更重要。”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效应，带给陶身体剧场的好处是，曾经铁板一块的国内环境，似乎对他们越来越松动了。曾经进不去的剧场、上不去的舞台，都慢慢可以对他们这样一个民营的、至今没有完成完整注册程序的独立舞团开放了。从2013年中国首秀开始，每年陶身体剧场都会到国家大剧院演出，在各种官方、主流的舞蹈活动上亮相。
北京舞蹈学院也邀请陶身体剧场去做讲座。“前两天中国舞蹈家协会邀请我去当他们的代表，参加舞蹈家协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陶冶笑道，“因为他们觉得我在民营舞团里面，是对外、对内都特别突出的一个例子。”
在陶冶的计划中，2016年一年，他的主要精力都会放在国内。之前，在国外的巡演太过密集，对舞团和他本人都是过度消耗——他以前理想中每年的巡演国家数目是8个，然而，2015年一年，陶身体剧场巡演的艺术节数目是19个。“这个状态不能持续下去。”
《8》这个作品，是上海国际艺术节、韩国Gwangju亚洲艺术节和英国萨德勒之井剧院共同委约，陶冶把这个作品的世界首演放在了国内。演出后，有观众问他，为什么选择在中国首演，他回答道：“首演放在中国，是因为我想更加了解这个环境。”
即使现在正在走红，他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清醒。“从前，体制内团体长期霸占主流资源的绝大部分，没有什么空隙可以让你进入。这两年，貌似环境更加开明，其实也象征了传统的舞蹈圈里创造力的匮乏，观众的需求也和从前不一样了，所以才有了我们可以进入的这么一个缺口。”
陶冶给自己未来规划的道路，任重而道远。首先，“艺术上的问题，我们自己已经解决了”。在林肯中心登台，原本是许多艺术家半辈子的梦想，然而陶冶只用了4年，就达到了这一职业高峰。接下来他当然还会继续创作，但他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创作上的问题。“我的舞团有作品，我就有信心。但是舞蹈不是一个自我独享的事情，我要把自己的技术、经验、智慧给予别人。我们最终的问题，是要面对这个体制的教育本身，不是那么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很形而下的东西。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毅力的。”
陶冶在谈话中一再提到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云门做了40年，在台湾夯出了一片地基一样的受众基础。“他们的界面其实已经很友好了，但还要去做工作坊，让舞蹈讲故事，去各种各样的山区。我们现在需要的，也是这样实实在在地去建构地基，做一件有情怀的事情。舞蹈的可能性不是说只让别人观看，而是要让别人介入。”
陶身体剧场到现在做了8年，未来，也许还要再做10年、20年，好在陶冶才30岁，还有大把的时间。他是想做出一个大陆的云门舞集吗？对这个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我还是认为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