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认为，公子子兰的“奈何绝秦欢”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秦的强大已经让楚国畏惧，“楚国在数次失败后得罪不起秦了”。而屈原所谓的“虎狼之国”，也从张仪一句话可管窥，他告诉怀王，秦若出兵武关，三个月就能将楚消灭，但等齐搬救兵来要半年，所以必须与秦亲善。
怀王从秦国亡走赵国，赵国也惧怕秦的势力，又将其复还于秦，于是楚怀王也在颠沛流离中终死在秦国。当时楚顷襄王继位三年，“楚人哀怜怀王，如悲亲戚”。但后来，国人皆怨子兰，子兰迁怒于屈原，让顷襄王把他放逐到国境。这是屈原生平第二次被逐，到了沅湘流域以西，今湘西一带，18年后，自沉于汨罗江。
忠烈不为后人解
客观来说，怀王初理朝政的十余年，在左徒屈原的辅佐下还是贤明的。但生逢秦国的崛起，虎狼环伺，他的不济同时也有外部世界的无奈和压迫。屈原也曾变法图强，与怀王有“成言之说”。在《九歌·忆往昔》里写有：“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可见，往日曾信。这让楚怀王的昏庸既非绝对性，又充满了悲剧。
在人才流动极普遍的战国时期，“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错，提倡忠孝的孔子也周游列国，并不因不专事鲁君而自愧。屈原竟然没有择良木而栖，在楚地死于一腔“愚忠”，就当时来说，也是屈原的悲剧。《左传》里有“惟楚有材，晋实用之”的说法，楚国的材料楚国用不了，故投奔他国。因为跟秦国开放的政治体系不同，楚国宗室用人是按宗族远近来区分的，屈原虽为怀王远亲，但一旦失宠，就被朝廷淡忘。
但屈原却假托楚国特产的橘子言志：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跟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相比，屈原的忠显得激烈而过分，不为儒家所欣赏。汉代班固就曾说他：“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颜氏家训》里说他“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屈原在第一次被流放汉北时，写《九章·抽思》，隐晦地表达楚怀王易动怒的幽愤：“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在《离骚》里有“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之类女性本位的句子，皆直指楚怀王。
民国时期的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评价这一段时说：但知自伤命薄，做出一副女儿相。1944年，他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为同性恋者”，引起当时学术界一片哗然。孙次舟随后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
当时，朱自清非常认同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同为楚辞专家的闻一多参与讨论。闻一多于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文中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但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闻一多说。
闻一多认为，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形式外的任何斗争形式，所以只有怀沙自沉。
闻一多没有回答孙次舟关于屈原同性恋的质疑，用了更中性的“天质忠良、心地纯正”评价他。虽然，关于他是“同性恋”的说法也流传甚广，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楚辞里香草美人的提法，还是更多地被认作是先秦文学里普遍的比兴法，用来自喻高洁。而其个人自由主义的斗争精神也开启了中国文人的浪漫主义先河，引导了之后漫长的士大夫社会的精神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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