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学家威廉·戴维斯说，一些公司开始注重员工的幸福度，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快乐崇拜
一首新的神曲中唱道：“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其实老板们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英国社会学家威廉·戴维斯在《快乐工业》一书中说：“对资本主义最大的威胁要是缺乏热情或活力呢？当代资本主义面对的也许不是暴力或明确的拒绝，而是工人的厌倦。没有工人一定程度的献身，生意就会遇到问题。近年来，这种担心已经吸引了经理和政策制定者们的想象力。”
他介绍说，盖洛普的研究发现，全球劳动力中只有13%的人上班时足够卖力，在北美和欧洲却有大约20%的员工“积极地闲散”。闲散表现为旷工、生病或只出勤不干活。加拿大一项研究提出，四分之一以上的旷工是由于筋疲力尽，而非生病。如今私人管理者不再需要跟工会谈判，但他们面对着一个更加麻烦的挑战，就是处理员工们缺乏动力以及持续的、轻度的精神健康问题。抵制工作不再表现为有组织的声音或直接的拒绝，而是表现为缺乏兴趣和慢性的健康问题。
结果“快乐”这一概念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威廉·戴维斯说，越来越多的公司任命了首席幸福官，谷歌有人专门负责调动员工的情绪。两年前，英国航空试验了一种幸福毛毯，当乘客变得更放松时，毛毯的颜色会从红色变成蓝色，让乘务员可以看到乘客满意度的水平。
TED上有许多关于如何变得快乐的演说，如“想要更快乐吗？活在当下”“东西越少越快乐”。全球幸福研究院院长尼尔·帕斯理查的演说《美妙生活的三个秘诀》已经被观看了260多万次。还有许多可以下载到手机上的情绪追踪应用，如“快乐生活”“更快乐”“快乐化”，每一个都承诺它们将使用积极心理学和专注技术帮助人们击退负面情绪，还说86%的客户在使用两个月后变得更快乐了。
快乐确实对工作很有利。一个快乐的工人的工作效率会高12%。所以关于人类情绪的科学是增长最快的操作型知识。快乐科学的先驱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对于致力于把快乐最大化的机构来说，测量快乐是一个难题。边沁提出了两种克服这一困难的办法。他认为快乐是一种复杂的愉悦的感受，他提出也许可以通过测量心率来把快乐量化。或者用金钱当作测量的标准：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售价相同，那就可以假设它们能够带来相同数量的愉悦。边沁更喜欢后一种方法。
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理查德·莱亚德说：“快乐是终极目标，因为它是自明的善。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快乐很重要，我们给不出进一步的外在理由。它就是显然很重要。”莱亚德这种观点代表了当代思潮中一种很有影响的潮流。这种观点认为，快乐或者满足感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得到它，对此积极心理学能够给出方法。有了这种科学，政府就可以用以前做不到的方式来确保社会的幸福。
约翰·格雷说：“这是一种惊人粗糙的、头脑简单的思维方式。这么想的人不知道各种探索和质疑快乐的意义与价值的哲学著作。他们就像发明了这种思维方式的边沁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自我实现，斯多葛派使幸福从属于义务，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努力协调对幸福的追求与其他价值，而在边沁看来，这些都是形而上的或者是虚构的。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追随现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大部分伦理思考都已经过时或者无关紧要。”
快乐的社会维度
英国左翼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评论戴维斯这本书时写道：“无疑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唯一的问题是，快乐由什么组成，对于这一问题道德思想家们从未达成一致，可能永远也不会达成一致。快乐是纯粹的主观感受，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测量？你可以毫无觉察地快乐着吗？你只有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才能快乐吗？会不会有人非常悲惨却相信自己处于狂喜之中？在营销研究人员和为公司服务的心理学家们看来，幸福就是感觉良好。但不公正和剥削的受害人不可能真的幸福，这是幸福技术专家们忽视的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谈及幸福的科学时，称之为政治学。”
伊格尔顿认为，用心理学来解释工人们的不快乐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这一问题社会原因的注意。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就有一些心理学家说，问题不在银行而在大脑。华尔街是受到了错误的神经化学物质的影响。交易员的睾丸素太高了。根据对交易员的脑部扫描开发的药物能够改善他们的决策。“在后资本主义的自恋世界，重要的不是你想什么、做什么，而是你感觉如何。而且人的感觉是无法争辩的，这样就很便利地隔绝了所有的辩论。人们四处走动时不停地自我监测，用应用程序跟踪他们的情绪变化。资本主义老式的残忍的、专横的自我让位给了更加温柔的自我沉迷的自我。”
他说，戴维斯认识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把对它的批判包括进来了。这一体系过去怀疑的东西如感情、友谊、创造性、道德责任，现在都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被笼络过去了。一位评论人士甚至提出免费发放商品，以便拉近与顾客的关系。有些雇主把涨工资当作送给员工的礼物，希望引发他们的感激之情，从而更努力地工作。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被工具化的。但幸福的意义在于它本身是目的，而不是获得权力、财富和地位的手段。对于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和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传统来说，人的自我实现源于道德实践，这完全是为了它自身的缘故。伦理学回答的是如何才能幸福。至于为什么要幸福，这不是它能解答的。
这一伦理传统还拒绝把幸福跟它的物质环境分开。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全面发展。幸福跟我们的活动密切相关，它不是一种私人的精神状态。我们是实践主体，不是行走的意识状态。一位经常被暴打的奴隶也许会说他很满足，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别样的境况。在这个意义上，幸福不是完全主观的事态。有人也许以为自己很幸福，但其实那只是自我欺骗。
戴维斯说，不应该把个人的成长当作一种功利主义的目标。迪拜发誓要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城市，还想出了无比精细的方式来收集幸福数据，有人提议用监控系统监视公共场所人们的面部表情。随着科学日益精密，幸福指标以前被当作社会改革的基础，挑战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沉迷，现在却被用作改变或者规训个人的基础。幸福成了个人的事业，每个人都要为之努力，就像去健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抑郁被视为一种认知或者神经上的缺陷，而不是环境造成的。这让人觉得感受自己的感受成了每个人的责任，事情不对时就觉得自己失败了。认为人们每天都应该特别快乐，这会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病态。我们不能悲伤，不能心碎，也不能失望，不可以情绪低迷。
主笔 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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