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是否可以服用兴奋剂？如何预防抑郁症？该不该向恐怖分子付赎金？哲学家彼得·辛格在新书中对这些热点问题一一做了解答。
救援规则、兴奋剂和冲浪比赛
恐怖分子绑架人质后，有些人质家属会向政府施压支付赎金，或急切地希望拯救他们的家人。彼得·辛格说，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这是对所谓“救援规则”（Rule of Rescue）的应用：我们感到有责任倾尽所有去拯救可证明身份的受害者，比如被困矿工、受伤登山者或早产儿。如果受害者无法事先确认身份，我们花血本拯救生命的意愿就会小得多，即使被拯救的生命数量会大得多——比如提供更好的道路安全设施或预防性卫生手段教育。但救援规则应该被理解为人类心理学规则，而不是道德规则。
作为一位功利主义者，辛格提出，应该计算一下支付赎金的利弊。“过去6年所支付的大约1.25亿美元赎金让‘伊斯兰国’能够武装更多的军人实施致命袭击。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资源拯救最多的生命；总体而言，支付赎金可能导致更多的生命损失。为一名西方人质支付赎金会形成一种激励，刺激‘伊斯兰国’绑架另一名人质。支付赎金的政府拯救了一些本国公民，但也让其余本国和他国公民陷入了更大的危险。拒绝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看起来也许麻木不仁，但事实上这是唯一合乎伦理的政策。所有政府都应该严守这一准则。”
辛格认为，跟是否应该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这一问题一样，所有的伦理问题都有对错之分，没有模糊的余地。65岁的彼得·辛格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希望做一些改变世界的行动。如今最让他失望的是“世界上大部分人还在吃肉”，而不吃肉才能减少碳排放。
辛格还是“世界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他的新作《现实世界的伦理学》收集了他十几年来撰写的82篇文章，分别讨论了是否存在道德进步等大问题，动物权益、医疗问题、慈善方面的问题，以及投票和公民权等政治问题、难民危机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转基因和人造生命等科技问题，最后是比较轻松的生活、体育方面的问题。
兴奋剂丑闻层出不穷，有人说干脆别反兴奋剂了，大家都可以服用兴奋剂，不就公平了吗？学过药物学的牛津大学应用伦理学教授朱利安·萨乌莱斯就这么认为，他说应该取消对兴奋剂类药物的禁令，允许运动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服用任何药物。有人说，这会令使用药物的人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对此萨乌莱斯回答说，没有药物的帮助，那些基因最佳的人才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彼得·辛格不同意萨乌莱斯的观点，他说：“运动不但使人更健康，还使人更快乐。服用药物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我以游泳的方式来锻炼，我在设定距离内给自己计时从而鼓励自己通过更多努力达成目标。当我游得快时我很高兴，但如果我的成绩提升的来源是药瓶，那么即使时间缩短也不会给我带来成就感。”
年过半百的彼得·辛格如今经常冲浪、远足。他在《反思冲浪》一文中反对举行冲浪比赛。“当我们举办冲浪比赛时，就把一项成千上万人都能轻松参与的休闲活动变成了在电视机前供人观赏的体育项目。如果竞技体育对成绩的狭隘关注限制了我们对冲浪美与和谐的体味、硬要在冲浪时强行加入更多的转向，这就太遗憾了。”他说，“有些运动本质上就离不开竞争。网球迷可以对出色的反手击球啧啧称赞，但如果没有比赛只看球员在场内热身很快就会令人感到乏味。足球也是这样，如果不关注输赢谁会去看一群人在场上踢球？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如果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就不可能完全发挥水平。但冲浪却不是这样。冲浪带来的挑战需要调动各式各样的身体和心理技能，但上述挑战是这项运动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不需要去战胜对手。从这个角度讲，冲浪与网球或足球相比更接近远足、登山、滑雪等运动——置身于优美自然环境所带来的美感也是这项运动一个最重要的吸引因素，此外还有取得成就所带来的满足感，以及摆脱了跑步机或游泳池等机械重复的有生命力的运动。”对于一个希望提高大多数人的快乐水平的功利主义者来说，很遗憾的是，有条件开展冲浪运动的人太有限。
抑郁症、转基因、教育
2007年，辛格在《精神沮丧的高昂代价》一文中说，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成果，抑郁症位列世界第四大健康问题，到2020年，抑郁症很有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疾病而位列第二的健康问题。抑郁症对患者身体健康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心绞痛、糖尿病、关节炎和哮喘等主要慢性病。
辛格认为，应该加强关于抑郁症的宣传教育。“世界各地的很多基础护理工作者都没有充分意识到抑郁症的严重性。很多人没有受过识别精神疾患的足够训练，或许也不了解最新的治疗方法。患者也可能会逃避就诊，因为精神疾患仍然被很多人视作耻辱，因此与身体疾患比起来很多人都羞于承认。”其实抑郁症有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法，还要加大预防抑郁症的努力。“有些抑郁症似乎具有先天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基因疗法也许会成为最终解决方案。但多数精神疾患似乎都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也许我们需要关注能对精神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生活侧面。最近很多研究表明与家庭和朋友共同娱乐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而长时间工作特别是耗费大量时间通勤却能够引发压力和不快。毋庸置疑，放松和快乐的人也有可能患上抑郁症，而压力大、不快乐的人也可能基本健康，但认为快乐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更低却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在转基因问题上，辛格反思了他曾经犯下的错误：20世纪90年代，作为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候选人，他支持采取严格的监管以防止生物技术公司为了增加利润而不顾我们的健康和环境。但到2014年，他认识到：“全世界十分之一的农田种着转基因作物，我们绿党曾经担心的灾难性后果从未发生过。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疾病，反而它们接受了比更加天然的食品严格得多的检查（天然食品也可以造成健康风险，最新的研究表明一种肉桂会导致肝脏损伤）。”于是他提出，保护环境和消费者健康的监管应该保持。谨慎是有道理的。但应该反思对转基因作物思想的一根筋的反对。“对于任何创新，风险都要和潜在好处放在一起权衡。如果好处极少的，那么哪怕是很小的风险也足以否定它；而如果好处极大，那么更大一些的风险也是值得冒的。”
2011年，《虎妈战歌》一书畅销的时候，辛格也表达了他的见解：我们应当将自己的孩子塑造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既关注自身也不忘关心他人。这种培养孩子的方式并非与快乐无关：大量的证据显示那些慷慨友善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培养目标。“自然界的老虎独来独往，那些带着幼兽的雌虎尤其如此。但我们人类则是大象一类的社会动物。母象不仅关心自己的后代，还一同保护和照顾象群中的所有小象，俨然是在操办一个幼儿园。如果每个人都只盯着自己的利益，那我们就将面临集体性危机——看看当今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时的乱象就知道了。可见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少一点虎妈，多一点象妈。”辛格对未来充满乐观，相信我们可以期望更多的道德进步。
主笔 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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