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虫来说，生在东京是有福的。这里并不算是书店密度最高的城市（2014年，东京都共有实体书店1496家，相当于每9000人有一家，而北京则每5000人就有一家），不过东京神保町书店街向来是读书人的朝圣地。不仅如此，东京的许多书店都极具特色，无论是专卖古籍，还是左翼革命书籍、绘本，乃至航空类书籍，又或者是“一周只卖一本”的书店、带咖啡座的书店、画廊里的书店，以及流动书店，可说应有尽有，足可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不同精神需求。很多人之所以反对大型连锁书店和网络书店，而支持独立书店的存在，就是因为后者更能呈现不同的个性。
书店为何有必要存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容纳不同特色的书店，是一个城市精神生活多元化的外在表征。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每一家独立书店的消亡，都是对公共文化多元性的一种打击。这也是为什么2013年专卖海事相关书籍的百年老店海文堂关闭时，在日本读书界激起那么深的哀伤的原因。
近10多年来，随着网络书店的兴起，关于“实体书店如何生存”的话题不时见诸报端。不过，这与其说是实体书店经营上的问题，倒不如说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公共知识生活，以及这种公共知识生活是否成为可能。长久以来，在国人的意识中，书店就是个卖书的地方，书是一种面向特定人群（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特殊商品——有时买书人甚至意识不到书也是商品，它常常要么被半神圣化，要么被视为应试的工具，但总之都是“非日常的”，与普通成年人的生活有某种距离，只有知识分子才觉得这是“成瘾性必需品”。
与这种精神生活的相对匮乏相匹配的是，中国一些城市虽然书店也不少，但大部分都缺乏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既不与读者互动，也不把自己视为一个公共生活空间，仿佛去书店就只是买书，很少设想人们也可以因为买文化产品、听讲座、会友、欣赏画廊，甚至仅仅是等人、喝咖啡等种种不同目的来到这里。在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中，那时的新华书店都还是不开架的，与书总隔着冰冷的玻璃柜；1992年终于改为开架后，营业员的目光里似乎总带着几分监视的意味，又或看到你翻了几页都还不买，便泛起不耐烦的神情——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确有不少书就这样被人翻旧了还卖不出去。然而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书店应该如何自然地融入人们的生活？在日语中，“本屋”（honya）其实也是“书店”的意思，但比“書店”（shoten）一词更口语化，给人的印象是那种亲切、永远不会拒绝你停留驻足的小店。吉井忍之所以特意用“东京本屋”作为书名，想来本身就是为了强调它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结吧。
当然，一家书店要吸引读者，最根本的毕竟不是靠它咖啡的味道有多好（否则它可能变成“有书的咖啡馆”），最终还是得归结到它能否把读者想看的书展现给他们。在本书中，森冈督行有一段话，他说：在开书店的过程中，他发现只要有特色，很多人会为一本书远道而来。他由此开始渐渐意识到，“作为一家书店，卖的书哪怕只有一本也行，是可以开下去的”。基于这样的想法，他2015年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开了每周只卖一本书的森冈书店。这样的独立书店能存在，恐怕也是因为东京本身：一个城市越是庞大，就越能容纳多样化的存在，而足够大的市场又支撑着哪怕是非常小众的书店也能活下来。
在近年来的几次日本之行中，我每每在街角遇到一些不起眼的小书店，店里或堆满直抵天花板的书刊而略显杂乱，或收拾得一尘不染，但大多都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尤其是一些市面上已不流通的古本（二手书），很便利于对某一类书籍抱有特定兴趣的人群。与中国有所不同的是，日本的书店和图书馆不仅在大学旁、博物馆里，甚至还会出现在公园和动物园门口。让我印象尤深的是那些二手书店，不但搜罗齐全，而且即便是一二十年前的旧书，品相也都很好。我曾淘到一本日文版的《古书店地图帖》（1981年增补改订版），列出了全日本2000多家二手书店，而其中有许多，诸如札幌的北海堂、南阳堂，更不必说东京神保町的各家，都还像30多年前一样坚守在原址。换作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这样一份索引大概只有历史文献价值，而无法再作为按图索骥的指南了。
尽管日本在江户时代就曾有过“出版是一本万利营生”的看法，但如今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显然早已今非昔比。加上日本图书流通的特定制度，采取固定价格的方式，既不是美国那种自由定价制度，也不像中国这样可以打折出售，书店之间因而不可能出现价格竞争，这本身也迫使书店从品种、展示、多元化经营等其他角度去挖掘能吸引读者的地方。这或许也是日本的二手书店又多又好的原因之一：对读者来说，新书太贵，又不打折；而对书店来说，新书约22%的毛利空间是固定的，不像二手书反倒有自由定价权，可达70%左右的毛利。
尽管出版业、书店的经营也是商业，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图书出版在总体零售市场中的份额微不足道（在日本早已低于0.5%），而书籍本身固有的长尾特性，又使它很难像其他商品那样适应“少数品种、大量消费”的消费社会商业盈利模式。一个人如果给自己买几件衣服，那是物质享受，但如果给自己买几本书，那就是补充精神食粮了。和大部分人一样，我也把书籍和书店视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从吉井忍这本《东京本屋》中对12家独立书店的专访也可看出，许多店主之所以持续经营下去，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理念：开书店不是为了卖书赚钱。这样的话在书中比比皆是：“我本身对现在‘快速生产、快速消费’的趋势有些反思，所以也不焦急。我喜欢观察这里的空间和力量慢慢引起的周围的人和社会的变化。”“个人经营的独立书店，其实赚钱是次要的，他们心中都有一种更重要的理念。书店呀，真不能赚钱。”
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书籍本身就自带着顽强的反效率、反物质主义、反消费主义倾向：大概没什么人开鞋店是基于理想，但很多人开书店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理想；有些偏学术性的书籍明知印数和销售不会很好，但一个有品格的出版社仍然会坚持去做；一旦出版社、书店只倾向于那些“能卖出去的书”，那么就会有人遗憾地感到，它们已丧失了原先的纯粹精神；越是珍贵的书籍，人们越不会“用完了就扔掉”；真正爱书的人，往往还倾向于和书籍建立长期稳固的纽带，想着把自己的藏书都堆在家里——而一个人要是把自己几十年来买回家的衣服和鞋子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扔掉，那想必会被视为恋物癖。只有不断消耗、不断抛弃，才能不断生产，然而书籍流通却无法顺应这样的消费社会逻辑。在日本，每年市面上流通的书刊大约有80万种，其中新书只占十分之一。大概也正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出版行业主要的利润来源，都来自于可以不断消耗的杂志，而非书籍本身。
虽然现在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有许多人忧虑“年轻人不看书”的现象，但相比起以往那种追求大量售卖、奢侈浪费的现代主义社会，也许书店更能适应一个从“消费”转向“体验”和人际联结的后现代社会。经历了经济泡沫之后的日本，人们对大量消费的生活已经厌倦，更偏好小而美的多样性生活方式。东京书店的处境和经营方式，是与日本整个社会的后现代生活方式转向密切相关的。店主松浦弥太郎的话，可以说是这种后现代精神的典型写照：“书店若只是卖书，那就不能持续经营。主要的不是物，而是看不见的一种价值……书店存在的意义不只是卖书，最重要的是跟周围产生关联，努力成为社区所需要的一分子，让自身具有社区性。”
问题在于，如果把这段话中的“书店”二字替换为“便利店”，大概也说得通，甚至还更允当。日本城市里的便利店密度远高于书店，与社区普通人生活的结合也更紧密，除了售卖生活用品外还可以租借雨伞、代收快递，据说“除了生孩子外无所不能”。当然，书店也是零售业，不过和便利店毕竟不同的是：它最终取决于一个地方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虽然精神生活并非只有书籍才能提供，书籍也并非只有纸质书，但纸质书不可否认仍是通向精神生活的主要入口。只要阅读对人们来说不只是功课、任务或消遣，还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方式，那书籍和书店就不会消亡。毕竟，对许多人来说，就算是在天堂里，没有书店的日子恐怕也是不堪忍受的。
（《东京本屋》，吉井忍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文 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