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新锐评论家艾尔贝·奥里耶在唐吉老伯的画材商店橱窗里看到了两幅《向日葵》，旋即在1890年1月的《法兰西信使》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孤独的灵魂》，将溢美之词雨点一样泼向文森特·凡·高：“一个象征主义者”“一个狂热分子”“一个喝醉酒的巨人”“一个亢奋的唯美主义者”“一个强健的、真正的艺术家”……这也是文森特在世时所获得的最高评价。1月20日，布鲁塞尔“二十人展”开幕，凡·高作品中的向日葵、麦田、果园和葡萄园首次被放置在塞尚、雷诺阿、劳特累克、西涅克等画家的旁边。3月19日，“独立艺术家沙龙”在巴黎开展，赞美之词洪水一般涌来，“10幅画，见证一个罕见天才的诞生”。可是，盛誉之下他也只不过卖出了一幅画，还是毕生唯一一幅：《红色葡萄园》，400法郎。这迟来的声望未能缓解他一生所积累的精神焦虑，已经在精神病院出入多次的文森特前往小镇奥威尔。7月27日，他身受枪伤，29日在弟弟提奥·凡·高的怀抱里去世，终年37岁，留下近900幅油画与1100幅纸上素描。
作为文森特一生的经济支持者，也作为这大笔画作的继承人，职业画商提奥计划为哥哥举办一个盛大的展览，并推出哥哥的书信选，不幸的是，他自己也崩溃了——医生诊断是梅毒所致的肢体麻痹和精神失常。1891年1月提奥逝世于荷兰乌特勒支的一家精神病院，凡·高家族对这不体面的死亡保持沉默，提奥遗体埋于公共墓地，连葬礼都没有举行。好在，提奥的妻子乔安娜·邦格承担起亡夫的志愿，从事文森特书信的出版和翻译工作。到1914年，书信选付梓，一个天才的内心世界得以为世人所知，“文森特之星”终于冉冉升起。又过20年，26岁的欧文·斯通依据这批书信写出了激情澎湃的传记小说《渴望生活：凡·高传》，“艺术殉道圣徒”的形象自此深入人心。1953年文森特·凡·高诞辰百年之际，隆重的纪念活动使他的声誉又上升到新的高度，1956年由《渴望生活》改编而成的电影获得奥斯卡奖，文森特·凡·高终于成了现代艺术史上永远的传奇。
一位痛苦而不被赏识的艺术家，为了逃避世人的漠视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太能满足大众泛滥的同情心。斯通这样悲情而又浪漫地描绘文森特之死：“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枪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歌手唐·麦克里恩也在《繁星之夜》里感喟：“你如何承受天才智慧的折磨，你如何试图解脱自己……因为他们不能爱你，但你的爱是真挚的，当内心再也没有希望，在布满星星的夜晚，你像情人们常做的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这是画家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戛然而止的最高音。所以假如有人论证说，文森特不是自杀，而是被十几岁的小流氓所害（尽管可能出于意外），而且发生事故的地点并非金黄色的麦田而是毫无诗意的粪堆，那么，奠基于传奇之上的“凡·高文化工业”——展览、图册、学术研究、咖啡杯、雨伞、明信片、计算机程序——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史蒂文·奈菲（Steven Naifeh）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两位作者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们以特有的“专业敏感”复原了文森特死亡的场景，剥去年深日久、道听途说所形成的历史积垢，这算是新版《凡·高传》的最大噱头。该书诞生于2011年，好评如潮，被誉为迄今为止最翔实的凡·高传记。值得说明的是，二位作者的“法律精神”并不仅仅体现在有关弹道、距离、证据和推理之中，更体现为他们对文森特书信的“拷问”以及对于艺术家心态和精神世界的“查证”。
当年，乔安娜·邦格编辑出版的文森特书信只是选集，以“写给亲爱的提奥”为核心，而存世的几千封书信不仅包含兄弟二人的通信，还包含家人、朋友的相关通信，权威的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耗费15年时间进行编辑整理，最后成果是出版于2009年的6卷本全集。奈菲和史密斯的研究奠基于书信全集之上，他们的睿智之处在于，“并未把凡·高的信件当成其生活事件甚至是想法的可靠记录——至少没有这样来阐释”。他们认为信件与日记不同，“不是只供作者倾诉内心烦恼的媒介”，而是在特定语境下与特定对象针对特定问题的商谈，有目的，亦不乏文字策略。
凡·高兄弟二人的人生际遇大为不同。身为著名的古庇尔画廊的经理，提奥春风得意，他赡养家庭、包括每月为哥哥提供100～150法郎的资助（当时一个教师的月收入不过75法郎），维持着家庭在社会中的体面地位，因此被家人宠爱、祝福、拥抱和喜欢。而一生“事业失败”、脾气暴躁（曾经在暴怒中拿起餐刀对着父亲）、索取无度、出入精神病院的文森特被视为“家庭的劫难”。身为牧师的父亲在对长子的遗憾中辞世，母亲对他不闻不问，认为他的艺术“荒谬可笑”，除了提奥之外，另外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与他相当疏远，以至于在他的葬礼上，家庭成员只有提奥出席。奈菲和史密斯提醒读者，由于二人的遭际反差过大，文森特与提奥的关系远非“我亲爱的提奥”那般单纯美好。文森特不断向弟弟要钱，以便雇用模特、租赁画室、购买画材、支付旅费、出入妓院、买衣服、买家具，甚至装修整个房子——阿尔的黄房子。不仅如此，他还需要“说服”弟弟与他开创伟大的“商业计划”，以及从弟弟那里获得亲情友情手足之情。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剥削与需要，在书信中有着曲折的表达。两位作者指出：
“文森特在信中向提奥倾诉了多少心里话，他同时就在内心隐藏了多少真实想法，他害怕弟弟疏远他，进而威胁到弟弟对自己的经济资助，或是证实家人对他的言之凿凿的绝望判断。同时他可能利用敏感而棘手的问题作为要挟的利器。比如，威胁会采取一些影响兄弟情义或让家人尴尬的行为，从而迫使提奥拿出更多的钱；或者先主动提出某种不计后果的鲁莽做法，然后再将其弃之一边，这样来诱使提奥赞成他一直以来真正想做的事情。”
总之，文森特书信中叙述的准确性乃至真实性，大可质疑。研究者发现，至少有几次，文森特为他的信草拟了好几稿。而在字里行间，引人注意的沉默、耐人寻味的不合理推论，或是闪烁其词的省略（“等等”是他喜欢的词），都是他用以掩饰痛苦、憎恨、屈辱和挫败感的手段。这种迂回婉转，有时变成了欺骗，对传记作者提出了特别大的挑战。
居住在艺术史中的艺术家是可亲可敬的，但是居住在隔壁的艺术家是有可能让人避之不及的。同时，望远镜或许有助于塑造圣徒，可是显微镜下绝没有英雄。这部《凡·高传》厚达900页、90万字，在日常生活无数鸡毛蒜皮中“还原”的文森特·凡·高形象，不再是80年来千万凡·高迷所熟悉的“殉道者”，而是一个偏执的、自私的、心理与精神皆有着严重问题的艺术家。历史上第一个盛赞文森特的人，也就是那个年轻的艺术评论家艾尔贝·奥里耶说了太多主观的话，但他毕竟还是抓住了重点：“他的大脑处于高潮状态，难以抵抗地将熔岩倒入艺术的深谷中；他是一个可怕的、发狂的天才，通常很高雅，有时行为怪诞，总是处于病态的边缘。”
当年的医生诊断文森特·凡·高是“狂躁症，伴有典型的精神失常”，或是“潜伏性癫痫”，显然凡·高家族一直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病史，基因或许是致病的重要原因。《星夜》完成一个世纪以后，科学家发现潜伏性癫痫发作类似于脑电波激起的火花，像是某种神经风暴，又像是大脑中的连环爆炸，而每一次癫痫性轰炸都会动摇大脑的神经运作功能，使人进入高度超现实的状态，很多情况下病人会产生宏大的宇宙观和宗教狂热。在这个意义上，“文森特笔下旋转的、给人以精神错乱之感的、宇宙形成的亢奋画面表明，他的防御机制已被攻破”。提奥曾经说：“很多画家疯了以后才开始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天才沿着神秘的轨迹成长。”的确，文森特艺术的爆发期与他的精神疾病同步，无论是《星夜》《丝柏》《向日葵》还是麦田，都有着一种神经质的抽搐与炸裂之感。提奥向第一位敢于赞赏文森特作品的艾尔贝·奥里耶表达感激之情：“要知道，他的画就是他本人的写照。”
从传记写作的角度衡量，《凡·高传》是“电子数码时代”的产物，两位作者发明了特别的软件来对多达10万张卡片进行数据处理，“幕后支持团队”包括8位研究者和18位译者，除了这一大部头纸质著作，还创建了一个将参考文献、文本注释、插图和照片融合在一起的网站，据说注释部分打印下来约需5000页。难得的是，虽然有着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充塞着大量的细节与考证，本书却又不失故事性和艺术性，框架清晰，文笔清新，有成为畅销书的资质。
那些为我们的文化做出持久贡献的人，或许是因为被我们审视得太久，因此在我们的眼中无法保持纯洁。但传奇之所以为传奇，就在于尽管有后来无数颠覆传奇的努力，每一次翻案不过是加强了传奇的实力而已，就像水归于水，就像风归于风。所以《凡·高传》并不会对凡·高造成损失，甚至也不会对凡·高文化工业造成损失。比文森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画了什么。在他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画过一棵蓝色天空下的杏树，粗糙多节、濒临死亡的树枝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热烈地绽放出粉色和白色的花朵。艺术的动人之处，就在这里，如此简单。
文 马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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