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级城市深圳却发生了渣土山塌方这样的乡土灾难，折射出的是高速发展背后的深层矛盾。
突如其来的灾难
碰到邓光清的时候，她正带着婆婆和两岁多的女儿站在恒泰裕工业园外的马路上等公交车，作为塌方事故的波及者，她要去光明体育馆和其他工友汇合，等待政府和工厂下一步的安排。
渣土山塌方当天，包括事故核心区在内的整个恒泰裕工业园区就被封锁了。由于担心二次坍塌的风险，没有损毁的建筑也全部被清空，侥幸逃过一劫的人们暂时只能到政府安排的临时安置点住下。邓光清一家原本租住在工业园最外围的一栋楼里，房屋财产和人员安全都没有受损，但也被安排到光明体育馆里。体育馆面积大而空旷，虽然安置了上百人，夜晚还是有点冷，她担心女儿受寒生病，就谢绝了政府的安排，带着家人借住到工业园附近的朋友家。
虽然没有被厄运袭击，但提起12月20日中午发生的那场坍塌，邓光清仍然心有余悸，“整整两天晚上没睡着觉，总是不自觉地想起那声巨响”。那天是周日，她在家休息，听到巨响后原本以为是在搞工程、开山放炮，等到出门看到垮塌一片的建筑才回过神来，意识到工业园后边堆成百米多高的渣土山塌方了。
邓光清是重庆人，已经在恒泰裕工业园里工作了四五年，几乎完整经历了渣土场几年间的变化。“这个渣土山原本是采石场，在两座山之间的山坳里，地势比较低。采石场废弃后变成了红坳余泥收纳场，刚开始还行，这两年慢慢地越堆越高。尤其是从2015年开始，渣土车一天24小时不停地往这运渣土，队伍排得老长，还经常把路堵住。”她说。
此前，邓光清听同事说堆在后山的渣土要用来修建公园，心里特别高兴，但几年下来一直没动静，她便不再关心渣土场。“天天上10个多小时班，没心思想这些。”她说。包括她在内的工业园住户们也从来没意识到渣土山会存在塌方滑坡的危险，只是近一年来，渣土车从早到晚一刻不停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沙尘让他们怨声载道。工业园区里的很多人为此投诉过，还试着联系深圳电视台的一档民生栏目，但三番两次得不到任何回应，投诉也收效甚微，事情稀里糊涂过去了，大家也只能忍受。
然而灾难不会因为被忽视而消失。事故最终发生了，掩埋了十几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面积，损坏了33栋建筑物，造成85人失联。邓光清和她的工友们因为住得较远幸运地躲过一劫，眼前最急迫的就是能够尽快回归正常的工作生活。但黄柏荣和杨琴英就没这么幸运了，她们都是这场灾难的失联者。
听到消息后，失联者的家属们从各地赶到深圳，他们被政府部门分散安置到不同的宾馆里，很难见面，只好自发组织了微信群来互通消息。我辗转联系到黄柏荣和杨琴英的家属，刚进到宾馆房间，立刻被六七个人围住。他们不能进入事故现场，没有被告知救援进度，也没有得到任何情绪上的安抚和心理疏导，只能焦灼地坐在宾馆刷新闻等消息，内心愤怒又悲伤，以至于对政府和媒体都产生了敌意。沉默地坐了好一阵，最初的敌意慢慢消散，他们才开始告诉我黄柏荣和杨琴英的故事。
失联者
黄柏荣和丈夫杨勿50多岁，三个月前才来深圳。他们的老家在湛江乡下，之前开了门店做生意，虽然不是很富裕，倒也过得有声有色。2015年下半年，家里突然遭遇一连串变故，日子一落千丈，连店铺和房子都抵押了出去。两人生活无着无落，还要供三个孩子念大学，经济压力骤增，只好外出打工。湛江的工作机会不多，工资水平也低，他们没学历没文化，能干的都是些月工资千元左右的苦力活儿。而每月的经济支出却非常大，三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要两三千元，还有债务要还，加起来至少需要五六千元，夫妻俩愁坏了。
同村的老乡杨琴英跟他们沾亲带故，关系不错。她已经在深圳打工两三年，通过她的介绍，黄柏荣和杨勿也顺利地来到深圳恒泰裕工业园，进入同一家餐具清洗消毒厂上班。餐具厂每周要上七天班，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辛苦，但工资水平比湛江高出很多，他们每人每月能挣四五千块钱。黄柏荣还找了不少兼职，下班后在家做手工，还能额外挣一两千元“计件工资”。
到深圳打工后，黄柏荣和丈夫的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成本却并不高。恒泰裕工业园由于位置偏远，房子的租金低廉，黄柏荣和丈夫租了一个单间，每月只要两三百块钱；工业园内部以及周边还有很多针对打工群体的廉价餐馆，这样一来，吃饭和租房加起来，他们每月的生活费也不超过1000元。夫妻俩总算缓了口气，打算在深圳多干几年挣点钱，尽早从困境中挣脱出来。
而杨琴英的打算是干到2015年底就辞工回家。她现年40多岁，上半年陪母亲去医院治病时，拗不过家里人，也做了个身体检查，结果发现自己得了很严重的慢性肾炎。她的经济状况比黄柏荣好一些，虽然也要供三个孩子读书，但没有债务，老家还有一片甘蔗地。家人担心她的身体，提出让她回老家休养治病。杨琴英最开始不答应辞工回家，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先治病。她的弟弟杨国德在广州工作，于是她每半个月跑一趟广州，去医院检查开药，每次2000多元的花费让杨琴英特别心疼。前不久，老家的亲戚告诉她一个据说“很有效”的“偏方”，她非常高兴，决定试试。“20日本来应该是她来广州医院看病做检查的日子，但她提前打电话给我，说暂时不去广州了，先看看‘偏方’管不管用，还说‘偏方’如果有效，她年底就辞工回家，等病治好了再回来。要是我当时坚持让她来广州，就能避开这件事了。”杨国德眼圈红了，他说姐姐善良孝顺，待人真诚，怎么也不应该遭此厄运。所以，即便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早已过去，他还在期盼奇迹出现。
杨国德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出事当天，黄柏荣夫妇和杨琴英都在工厂干活，并且一起逃出厂房。黄柏荣和杨琴英本来跑在前面，杨勿跟在后面，可是到了岔路口，杨勿直直地跑向主路，而黄柏荣和杨琴英则跑向了岔路的住人集装箱。杨勿回头发现后大声呼喊，但为时已晚，集装箱在顷刻之间被淹没。逃出来的杨勿勉强保住性命，精神却崩溃了，在医院住了三天，注射了镇静剂情绪才稳定下来。他向家人复述了当天的经过，坚信黄柏荣和杨琴英有足够的时间跑进住人集装箱。“那里有水有食物，有很大的生还希望。”杨勿的推测给了大家巨大的鼓舞，甚至也给了我一点希望。
可是等我真正进入现场，燃起的微小希望又一点一点地沉没了。核心事故区看上去就像一片废墟，上百台挖掘机分散在各处作业，机器与人力交替施工了好几天，但现场堆积的渣土仍然有三层楼高，绝大多数建筑物被深埋在好几米厚的土层下，没有被完全淹没的楼房则扭曲变形、斜插着倒塌下来，露出钢筋水泥，触目惊心。在这样的废墟里，集装箱里的人幸存的可能实在太渺茫。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失联者的家属们也在等待的煎熬中逐渐绝望。事故发生5天后，官方将塌方事件定性为人为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而非自然原因导致的山体滑坡。微信群里的讨论和发言越来越激烈，他们似乎都失去了希望，不再惴惴不安地猜测失联者生还的可能，也不再有人提及奇迹，开始询问遗体辨认的相关事宜……
渣土困局
深圳这样的现代化大城市怎么会发生滑坡坍塌这样的乡土新闻？这是我之前最疑惑的地方。等到下了飞机打车到发生事故的光明新区，心中的疑问慢慢有了答案。恒泰裕工业园位于深圳与东莞交界处的光明新区，作为深圳市最偏远的区域，它与繁华的都市深圳毫不沾边。道路两旁的工地鳞次栉比，还有大片荒地；建筑物外观斑驳，拥挤陈旧；摩的横行，常驻的出租车只有十几辆；看上去与发展中的县城别无两样。然而邓光清却告诉我，这里已经比5年前好很多了。“我刚来的时候，工业园旁边什么都没有，整个光明新区到处是菜地，路也不好，坑坑洼洼的。”
5年前，光明新区几乎是一片被遗忘的角落，直到2010年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时，特区内外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开始推行，加大了对关外区域的开发力度，光明新区的建设才开始提速。由于发展基础差，光明新区的建设空间相对也更大。在深圳市的布局规划中，光明新区最初承担主要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几年下来，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拔地而起，工程建设项目如火如荼，产生的渣土也越来越多。
在红坳余泥渣土场发生坍塌事故之前，那里似乎是个收纳渣土的“好地方”。渣土车24小时不断地倾倒，一两年时间就堆出了上百米的高度。对于渣土场管理方绿威物业来说，这是个不错的生意，每倾倒一车渣土需交费200多元，收益不菲，于是便对其中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了。
监管方面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光明街道办2014年2月份就曾表示，红坳村原采石场设立的余泥渣土为临时受纳场，使用期限到2015年2月21日为止。但这一规定形同虚设。管理部门倒是采取过一些措施，从2015年5月开始，城管部门对红坳余泥渣土受纳场开展月度检查，多次发现问题；2015年7月，在检查红坳余泥渣土受纳场相关文件时，城管部门发现施工图纸和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单位不一致，要求加快修改并完善统一；9月份，由于红坳村后复土点申请复土期限已到，要求受纳场停止受土，严禁违法乱倒。整改的条令虽然不断下达，但却没有监管执行，事情因此也没有任何改观。坍塌事故发生前一晚，很多渣土车依然前来倾倒泥渣，从未停止。
实际上，不仅是光明新区，渣土问题在深圳也普遍存在。作为中国效率最高的城市，深圳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在城市上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不停地刷新着高度；在地下，地铁线路越来越密集，延伸也越来越长。
渣土问题是城市开发建设的“副产品”。2008年9月，深圳市编制的《深圳市余泥渣土受纳场专项规划（2010～2030）》显示，2000年以前，深圳的建设项目数量相对较少、项目规模小，待建地和低洼地广泛分布，余泥渣土可以在不同的建设项目间自行消化，通过工地“三通一平”中的土地平整、滨海地带大型工程的填海造地，便实现余泥渣土排放平衡。但是从2001年起，形势开始发生逆转。由于低洼地带基本填平，国家也开始严格管制填海行为，原本由社会自发实现的余泥渣土排放平衡被打破，政府部门开始建设渣土受纳场。
2008年，深圳的城市建设再次加速，随着轨道交通二期工程的全面开工，开挖的土方也大大增加。统计显示，深圳开挖一个地铁站产生的土方量达8.7万立方米；建设地铁2号线时，土方量更是高达540万立方米。当时，深圳的几座受纳场总库容虽然已经达到5000万立方米，但仍然无法满足轨道交通、旧城改造以及房地产开发项目所产生的余泥，渣土排放问题全面爆发。在政府部门的相关文件里，“井喷”一词甚至成了描述渣土数量的固有搭配词语。这一矛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偷排乱倒余泥渣土的现象越来越猖獗，设置非法受纳场牟利的个人或小团体也随之涌现。
2014年10月，深圳当地媒体报道称，全市已有12座受纳场，总库容约1亿立方米，使用量却已经达到7000万立方米，剩余库容仅能承担一年的受纳量。与此同时，而市内还有多条地铁尚未建成，渣土排放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为走出困境，深圳处理余泥渣土的版图再次扩大，11座综合利用厂、46座陆域受纳场和7座公众填海区，被纳入修建计划。
只是这些规划还没来得及完全实现，红坳余泥渣土受纳场就发生了灾难。为了节省救援时间，倾覆下来的小部分渣土被运送到深圳远郊西田一处不知名的小山，路上来回就要一个多小时；而大部分渣土则就近堆积在事故现场附近的平地，之后如何处理还是未知。
渣土困局虽然由来已久，但并非无法破解。深圳市城市规划研究所所长盛鸣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深圳的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是北京、上海的几分之一，毫无疑问是土地资源小市。近几年的开发建设越来越接近天花板，多条地铁线路同时开工，渣土确实没有足够的空间安置。但越是如此，政府越应该加强作为。据我了解，红坳余泥受纳场是经正常程序批准的，但之后出现了转包等不应该出现的问题，说明政府的监管不到位。除了严格的监管，政府还应该加强统筹和治理。其实现在深圳也有需要渣土填堵的地方，比如前海、深圳湾地区，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腾挪空间的。现在深圳的渣土运送处理基本都是市场行为，通过企业来完善地解决渣土问题很难，政府必须进行一定的干预，如果政府能统筹安排、加大治理力度，问题就会小很多。”
而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保障。盛鸣非常欣赏香港的治理经验和理念。“香港以前也出现过山体滑坡，伤亡非常大。后来特区政府成立了一个直属部门，专门负责全港所有的边坡治理。滑坡这样的灾难促成了政府治理架构的调整，这才是积极的变化。想要杜绝这类事故，运动式的检查远远达不到目的，这一点应该向特区政府学习。”
记者 付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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