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体罹患某种疾病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治疗手段。在求医问诊的过程里，我们的心理状态和决策过程，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干扰？乍看之下，我们坐拥网络，信息触手可及。即便是将自己的医疗问题发到朋友圈，分分钟内就会有许多人给你支招。仔细一想，做决定并不容易，选择项也往往不够明确。是呀，就像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说过的那样：“我们面对无尽的信息，却依然渴求智慧。”
如果从数据来看，这世界上有1.3万个疾病诊断名称、6000余种药物、4000多种手术操作。对具体的某种疾病而言，什么时候应该治疗和应该怎样治疗，选择药物治疗还是开刀手术，现在的医生很难给予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每一种医疗行为的背后，都有自己的益处和风险。对每个人而言，想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最好的抉择：关于看病就医你要知道的常识》一书里，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两位教授——肿瘤专家杰尔姆·格罗普曼和内分泌专家帕米拉·哈茨班德，就用高胆固醇、甲亢、乳腺癌、肝癌等16位病人亲历的医疗故事，从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角度，分析比较了不同病人在面对医疗问题时的抉择。更重要的是，抉择背后的决策过程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
这本书提到了一个重要却常被忽略的概念，那就是健康素养。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技能，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或服务，并依此做出健康决策来维持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的形成并不简单，它涉及到多种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与个体成长的经历和故事密切相关。
我们从家人朋友同事的经验中学习，接触书刊报章和网络。我们设想，当自身遭遇类似情况时，那些曾对我们施加过的强烈影响会形成“易得性偏差”。换言之，它会塑造我们自身处理事务的风格。恰如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所言：“每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是他对世人展现自己的生存模式、能力和独特风格的表演。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始终来自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看法。”
以流行性感冒这种传染性疾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高风险病人每年应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遗憾的是，通常只有35%～45%的成年人会选择注射。有研究发现，当人们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他们只会想到注射疫苗的潜在副作用。即便发生率很低，且副作用轻微，很多人依然拒绝注射，哪怕今后有可能患上流感，并因此导致严重的肺炎甚至死亡等。这就涉及到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忽略偏差”。它的大意是，有些人不去主动地进行治疗，生怕自己的治疗无效或失败，尤其是出现副作用的话，就会悔不当初。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后悔，从而主动回避治疗和干预。
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妻，他们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一场演讲里，假设了这样一个场景：当一位病人发现自己的甲状腺里有结节时，她接受了三次活检。可活检结果并没有确定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此时的她询问医生：“我该怎么办？”尽管两人都是医学专家，此时的医疗决策却完全不同。哈茨班德选择的是继续随访并观察，她的丈夫格罗普曼则会立即手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呢？两人在书中《相信现代医学还是怀疑它的可靠性》一章里，就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格罗普曼是现代医学的笃信者，他年轻时对人体生物学感兴趣，希望“像真正的侦探那样追踪威胁病人生命的隐形杀手”，他目睹了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而迅速离世的过程，他相信：“如果父亲当时得到了正确的治疗，他很可能就不会死。”他对现代医学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肿瘤领域各式的新疗法也坚定了他的态度。
哈茨班德则与之相反。她的父亲对现代医学充满了怀疑，认为医生有时也会犯错。对于疾病的治疗，她并不认为多多益善。她说：“对于我自己的健康来说，我的理念是治疗应该越少越好……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我的病人，我都担心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担心各种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副作用。”
我也是一名医生，我不得不承认，医学并不是一门确定性的科学，它存在着模糊和灰色地带，没有泾渭分明的非黑即白。医学涉及医生和病人微妙并且私人的决定，没有标准万能的通用模式。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重样的病人，他们具有不同的脾气性格、见解主见和医疗诉求，在医患双方共同参与的决策过程中，便会使治疗方案有所不同。对病人而言，他们熟知自己的身体、人生价值和经济情况。他们所想的，并非只是疾病本身。对医生而言：“跟病人打交道就像是走钢丝，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和担忧，就必须说一些安慰和保证的话，但是这些保证都只是可能而已，并非十足确定。”
什么才是最好的治疗呢？这并非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每位医疗专家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有研究发现，病人很多时候是在医生做出诊断和推荐某种疗法的那一刻，才会形成自己的偏好。也就是说，这些病人此前可能是“一张白纸”，如果专家对某种治疗手段有自己的偏好时，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影响病人。此外，“当一个病人感到病得很重、恐惧、无助的时候，医护人员平时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语和行为都会对病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拿Graves病（弥漫性甲状腺肿伴功能亢进）来说吧，三分之二的美国医生认为服用放射性碘剂是最好的治疗手段，可只有22%的欧洲医生和11%的日本医生会这样选择。作者正是剥开冰冷的医疗数据，找寻到了背后的答案。
我很仔细地阅读了第八章，《怎样选择告别人生的姿态》。我曾在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工作过，见识过不少令人伤感沮丧的死别时刻。中国的医护人员，很多时候将视角集中在疾病上，却往往忽视了病人身上作为“人”的那部分。在危重到涉及生死的疾病面前，人终将察觉到自己可以承受的底线在哪里。作者提出了两个心理学观点：一个叫作“聚焦主义”，大意是病人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疾病对生活的改变上，实际上绝大部分生活并未“天崩地裂”；另一个叫作“缓冲效应”，也就是人们常常忽略自身能缓冲情绪痛苦的应急机制。当病人不承认现实、自圆其说、幽默开玩笑的时候，他们是借此让处于重病的自己不那么凄苦。
医疗决策的复杂性，正是两位作者撰写此书的缘由。他们对医疗行业有着极深刻的见解。他们依然在追随现代医学教育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的精神衣钵，认为在努力完成一个复杂的医学诊断或治疗前，都应该仔细地倾听病人，只有病人才能告诉我们答案在何方。
书中那些真实精彩、扣人心弦的病人故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真实世界的医疗决策。或许，这本书并没有提供具体疾病情境的答案，更多的是对当前医疗界的理性观察和思考。对普罗大众来说，求医问诊的心理学奥秘就在其中。它能破解我们对医生、医院和医疗的迷思和误解，能看到医学的不确定性和两难境地，也能帮助我们更聪明正确地应对未来的疾病难题。
文 薄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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